我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国学中心）主任、广西特聘专家、我校桂学研究院教授莫道才致力于广西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利用和推广。
莫道才教授通过与电视媒体的合作推出了《广西故事》专题记录片《上林唐碑岭南遗珍》，加强唐碑文化保护观念的宣传。继《湘桂古道》系列专题片之后，莫道才教授担任文学顾问并参与录制的《广西故事》第三百一十八集《上林唐碑岭南遗珍》，已于2022年8月27日晚上21:20在广西卫视播出。这是桂学研究院推动挖掘广西地方文化丰厚资源、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
坐落在广西上林县清水河畔崇山峻岭之中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简称《大宅颂》）与《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简称《智城碑》），分别刻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和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距今有1300多年，是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两块唐碑。由于《大宅颂》《智城碑》均为山峦岩壁间的摩崖石刻，而且地处偏隅深邃、交通不畅之地，故两块碑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藏存深山、少为人知。最早记载《智城碑》的典籍为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智城洞，去县四十里，盖韦厥所隐之洞也。碑乃廖州刺史韦敬辨所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认为，在《舆地纪胜》地理书中讲到智城洞、智城碑，这个地点一直以来，在大众印象中不太清楚，所以到明清时期好多搞古代碑刻的人来寻找，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有的以为在象州，有的甚至以为在龙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 蒋廷瑜）
由宋至清，金石类书籍中有提及《智城碑》，多为辗转抄录，著书者并未见过该唐碑实物或拓片。直到清道光年间，思恩府知府李彦章深入上林，将《智城碑》拓下，填补了“《智城碑》向无拓本”的历史空白，也让《智城碑》声闻天下。
受其影响，晚清至民国时期，金石家争相前来捶拓原碑。《大宅颂》与《智城碑》相距不过10里，也因此在世间留下拓本。其后因国内战乱频发，《大宅颂》与《智城碑》又沉寂在深山之中。新中国建立后，广西考古界派出考古专家寻访两块唐碑，最终在上林的澄泰乡和白圩镇一带找到了它们的位置。1963年，《大宅颂》与《智城碑》被公布为自治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舆地纪胜》中所提到的智城洞，即产生《智城碑》的母体——智城，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在广西考古学界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上林县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智城碑》附近发现了多处古城墙遗址和文化遗存，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介绍，这个城址与碑像描述的是一致的，周围都是石山，只是从东南部有个入口。且在里面发掘有水井，有石碾、有石磨等，判断是一个聚落就是人口比较多的聚落遗址。另外考古发掘也发现了很多属于唐代的文物，所以年代就确定下来了。然后发掘结果就证实这个城址，就是智城。
智城，位于上林县清水河北岸1.5公里外的一个山间谷地，建造者巧妙利用陡峭的山体作“城墙”，仅在谷地的唯一出口、东南端的两山之间构筑城墙，使不规则的狭长谷地构成了一座封闭、坚固的城池；又在山谷向北转折的狭口处夯筑城墙，使城区分为内城和外城。总体形状呈弯月形，内城面积1.15公顷，外城面积5.04公顷。
《智城碑》位于智城外城入口处25米的东面山脚的崖壁上，为澄州无虞县令韦敬一所制，全文1108字，碑文盛赞了智城及其一带风光形胜；而《大宅颂》位于距离智城4.5公里的圣书大庙的崖洞内，全文381字，是澄州大首领韦敬办所制，碑文赞美了澄州无虞县一处大宅所处地理位置的险要和坚固。那么，这两块唐碑中所描述的“六合坚固大宅”与“智城”有什么关系呢？智城在唐朝时是什么城址处所呢？
广西上林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罗又肄介绍，“六合坚固大宅”，即现在的智城遗址第一道城墙里面的范围。韦敬辨承袭澄州刺史这个职位之后，他也承担他兄弟韦敬办所修的六合坚固大宅，而且把智城的范围往外面扩展。澄州在唐代是一个羁縻州，它的州治基本上就是在智城，管理的范围包括现在的上林、都安、大化、武鸣、宾阳、忻城的一部分。
（广西上林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罗又肄）
羁縻制，是秦汉以后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统辖所采取的一种“因俗而治”“以蛮制蛮”的特殊政策。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靖率军征战岭南。之后朝廷开始在岭南划州县，广泛推行羁縻政策。其后，在广西的桂西、桂西南、桂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了50个羁縻州、51个羁縻县。上林所处的澄州便是其中之一，下辖上林、无虞、止戈、贺水四县，而上林就是澄州的州治。
从《大宅颂》、《智城碑》和智城遗址落成的年代来看，它们出现于唐太宗至武则天时期，唐朝的国力逐步兴盛。根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上林，自古就是壮族聚居地，受到唐太宗“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影响，最终在《大宅颂》碑文中留下了印记。
壮人通过仿照汉字结构来创造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来表达壮语，这些都在《大宅颂》的碑文中有所体现。可见，壮族民间接受汉文字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根据史料记载，初唐时期，中央朝廷就开始在广西不少州县兴办学校。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在岑溪县治东建置学府；贞观元年（627年）建容州府学、博白县学，贞观三年（629年）建北流县学，直接在广西培养人才。
我校桂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道才介绍，这块碑最惊奇的发现它是用骈文写的。骈文往往是用在朝廷的文书，比如说诏令、下行文。智城碑可以说是一篇把它放在中原跟其他那些作者放一起的时候，毫不逊色的一篇骈文。它是代表了当时的文化的一种先进性，就说它的文风跟中原是并行的；这个作者一定是读过《文选》的。《文选》就是在这之前，是中原文士他们要考科举必须要读的。说明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很早就接受了汉文化。
（我校桂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道才）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城碑》中，还出现了武则天时期颁行的六个新造字：日、月、星、天、地、年。《资治通鉴·卷204》有载，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敕令颁布了十二个新字，史称武周改字。时隔八年后，在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刻落的《智城碑》碑文中，就出现了六个新造字，比同样出现武则天新造字的广东省罗定市的《龙龛道场铭》石刻（699年)还早了2年。究竟是什么推动了中原文化向岭南地区的迅速传播呢？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相思埭，长寿元年筑，分相思水使东西流。”由此可见，在“武周改字”（689年）与《智城碑》（697年）出现的时间轴之间，武则天在长寿元年（692年)的时候，曾修筑了一条相思埭运河。
交通的便利、文人的往来，对传递中央政令和信息的流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岭南文风与中原文风保持同步，中原文化在远离京城的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交融，不断地融合的，在唐碑里面也得到了印证。要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个文化共同体，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才有国家的认同。
当岁月长河，从千年以前的盛唐，蜿蜒流转到今天的盛世，沧海桑田间从未改变的是，中华文明与各民族文化相容，根脉相连。
来源：广西故事公众号、广西文科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