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至191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时期。 清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满族的政权，它实际上与明朝并存了一段时间，当时的势力范围只不过是在山海关以北地区。1644年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明王朝瓦解后，清人大举入关，才正式开始了清朝时期。 清朝政治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是自始至终存在着民族矛盾。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除了军事之外，其它各方面都落后于汉人，加上清政府在全国的统治是在经过残酷的杀戮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所以，汉人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始终都没有消除，这种矛盾在清初和清末表现得尤其突出。作为被统治的汉人来说，他们总要寻找机会来反抗清政府，或通过其他形式发泄心中的不满；作为清朝统治者来说，他们总对汉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怀疑汉人的言行。由此也就产生了清朝政治的第二个特点，即它对文化实行的高压禁锢政策。这主要是通过文字狱、禁止和销毁书籍以及科举考试等进行的。在清朝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不下数百起，动辄杀人数十，株连数百。这些文字狱的起因往往都是清朝统治者怀疑文人的作品中有反清思想，例如著名的明史案、沈天甫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汪静祺案、吕留良、曾静之案等。清政府想以此来恐吓威慑文人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抗情绪。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维护政权的稳定，将一些他们认为有负面作用的书籍销毁或改动。《四库全书》的编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把“辞含激忿，意存感慨”的异端书籍清理出来，集中加以销毁。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对政权的隐患，清朝政府继续沿用了明朝政府的办法，以孔孟思想和程朱理学为内容，实行科举考试，以孔孟思想和理学来禁锢束缚人们的思想，以八股文来吸引人们参加考试，毒害人们的心灵。以上两个方面对清代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清代文学中各种样式、各种体裁最为完备，而且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它集封建文学发展之大成，乃是三千年古代文学的一个光辉总结。清代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戏曲、诗歌、散文、词等，都有值得称道的作品。清代的长篇小说在清代文学中成就是最高的，《红楼梦》、《儒林外史》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典范。清代长篇小说的题材非常丰富，因此而形成了清代小说的多种类型，有历史小说、家庭小说、志怪小说，武侠小说等。清代小说的类型虽多，但也表现出一些共性。首先，描写婚姻爱情的小说占了很大的比重。清代的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一时，可说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例证。这一特点同样表现在其他小说中，例如《红楼梦》等。其次，反映科举制度是清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作为清代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自然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这在清代的小说中有不同的反映，一种是从正面来反映，表现知识分子“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人生理想。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另一种则是从反面来批判或表现科举制度的问题，《儒林外史》是这方面的代表。清代的剧坛也是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这是因其社会、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复杂性所决定。这时既有传统的传奇、杂剧，又有京剧及其他地方戏，还有从西方输入的“文明剧”。清代的传奇继明代之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涌现了《桃花扇》、《长生殿》等优秀作品。从数量来说，清代传奇留存下来的是最多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戏曲的衰落也正是从清代开始的。也不能不看到，从元代以后，诗词这样的传统文学由于本身的僵化，缺乏创造性，尽管文人们还乐此不疲，终究失去了唐宋诗歌的那种活力，清代诗歌和词也是如此。 清代文学是中国新旧两种文学的一个交叉点。旧的文学及其形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逐渐在发挥殆尽中趋于消亡，新的文学及其形式却正在发展成长。所以，清代的两百多年，文学上成就最多，变动也最大。 <<<top 第一章 《聊斋志异》
我国文言小说自魏晋南北朝盛行以来，涌现出大量的作品，但大部分作品，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却远不逮，更无独创可言。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用唐人传奇法来写志怪，使我国文言小说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创作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以其斋号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他出身于一个热衷科举的家庭，少时颇有文名，但科场始终不如意，一直考到六十余岁，也未能得第。为了谋生，他一面应考，一面做私塾教师，时间长达四十年。蒲松龄一生著述丰富，有诗词文章、戏曲小说、俚曲、杂著等。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实际上是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用文言写成，收集了近五百篇作品，此书是作者几乎花费毕生精力写成的，前后共达到40多年。书中的故事来源有：前代小说或笔记的改编、亲友所提供和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但更多的是作者的虚构。 《聊斋志异》流传至今的版本有：一是乾隆十六年（1751）历城张希杰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过录的铸雪斋抄本，为较完整的抄本。存目四百八十八篇，有目无文十四篇，实存四百七十四篇。二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所刻的青柯亭本，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印本，共十六卷，成为此后通行本之底本。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张友鹤辑校的“三会（会校会注会评）”本，收入四百九十余篇，采录宏富，是目前较完备的本子。
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一、写作原因 作者自称：“集腋成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志异自序》）。 王士禛为《聊斋志异》题辞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余集在《聊斋志异序》中说：“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出门触蜂，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呜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 二、作品内容 《聊斋志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的作品：一种主要采用史传文学及唐人传奇的体制，以人物生平遭遇为中心，有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篇幅比较长，。一种以记事为中心，多描绘一个场面或记述某些事件，情节简单，篇幅适中，受古代记事散文影响较明显。一种则是保留魏晋“残丛小语”的形式，多为偶记琐闻，写法亦属粗陈梗概，一鳞片爪，故篇幅短小，但其中亦不乏寓意深刻之作。其中第一类作品成就最大。 蒲松龄由于科举失意，长期为官宦人家私塾教师，这对《聊斋志异》创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科举制的抨击与批判，反映了科举的弊端是《聊斋志异》的一个主要内容。作品一方面揭露考场的腐败不公，讽刺考官的不学无术，认为考官“心盲或目瞽”（如《司文郎》、《王子安》等），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考生灵魂被扭曲的情况（如《叶生》、《胡四娘》等）。 由于蒲松龄身居下层，深知民间疾苦，所以《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揭露黑暗之作，如《席方平》，通过“冥间”一件冤狱的处理过程，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现实社会中封建官府的暗无天日，和人民的含冤莫伸。还有《促织》、《窦氏》、《向杲》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蒲松龄对黑暗势力的痛恨，也表现了他的正义感。 蒲松龄对爱情的美好向往，促使他写作了许多表现婚姻爱情的作品。如《娇娜》、《婴宁》、《青凤》、《黄英》等。在这一类作品里，女主角往往集年轻、美丽、聪明、活泼、温柔于一身，更多的或是青春貌美的花妖，或是情操高尚、才识过人的狐魅。她们扮演主动追求爱情的角色。男主人公则往往是潦倒、不得志的中下层书生。这些作品都强调了平等自由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理”与“礼”。这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之外，其中还蕴含对两性关系的思索。这一类作品是《聊斋志异》中最动人的篇章。 我们也应看到，《聊斋志异》思想内容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有的作品对某些野蛮、阴暗的现象颇感兴趣，如《犬奸》；有的则宣扬陈腐的礼教，如《耿十八》、《金生色》等，都对妇女不能守节大加鞭挞，认为她们活该受罪。这种复杂性的出现，或许与作者思想复杂、题材来源丰富以及创作期之漫长有关。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所已经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一是采用传奇的方法来志怪。传统的志怪小说，大抵叙述鬼神怪异之事，篇幅短小又仅“粗陈梗概”，语言简约而显露不出文采。而唐代的传奇小说则“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小说的主体是人间人事人情人态。蒲松龄借用传奇的特长，来写花妖狐魅，使小说内容精彩且充实，情节离奇而生动，展现出极其迷幻曲折的色彩。 二是情节委曲，叙次井然。作者反对“硬铺直陈”，加之写的是花妖鬼狐之事，便于驰骋想象，所以许多作品情节怪异谲诡，变幻莫测，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同时，它们也有自身的逻辑性，合乎人情物理。 三是描写丰美，形象生动。较之以前的文言小说，作品加重了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描写。如：《连琐》开头便写杨于畏“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为鬼女连琐的出场设置了阴森的环境。《红玉》写红玉初见冯相如：“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生动地表现了两情相悦的情景。 四是语言精炼，词汇丰富，句式富于变化。如《婴宁》中，写婴宁爱笑，就用了“笑容可掬”、“嗤嗤笑不已”、“笑不可遏”、“复笑不可仰视”、“大笑”、“笑声始纵”、“狂笑欲堕”、“且下且笑”、“微笑而止”、“室中吃吃皆婴宁笑声”、“浓笑不顾”、“孜孜憨笑”、“笑处嫣然”、“笑极不能俯仰”、“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为之粲然”，总共不下二十余处，但无一处相同，各有特色，且符合不同的情境。 《聊斋志异》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从此以后，文言小说就雄风难再了。《聊斋志异》之后，虽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但已难成气候。
第四节 《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一问世，就风行天下，翻刻本竞相出现，相继出现了注释本、评点本，成为小说中的畅销书。文言小说也因此出现了再度蔚兴的局面。这时产生的一大批文言小说专集中，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等是传奇体为主的笔记小说，大都作品都是模仿《聊斋志异》之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平都不及《聊斋志异》。而志怪体为主的笔记小说，则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影响最大。《阅微草堂笔记》全书共一千一百余则，其成就主要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中国小说史略》）。尽管如此，《阅微草堂笔记》在内容上不可与《聊斋志异》相比，体制上又与《聊斋志异》抗衡，其价值显然不可与《聊斋志异》相提并论。 《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的对立主要表现在： 一是体制上，反对《聊斋志异》在传统的志怪小说中，用“描写委曲”的笔墨，广泛反映社会生活。而是努力模仿汉晋笔记小说，“尚质黜华”，记事简要，多做议论，要求回到古代笔记小说的水平上。二是内容上不同于《聊斋志异》是通过志怪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作者孤愤，它记述见闻，是要“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 <<<top 第二章 《儒林外史》
鲁迅说：“《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及其创作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自称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到他时家道已经衰落。他少年聪敏，从小就受到“科举世家”的传统教育，曾参加科举考试，但未中。最终绝意仕进，以卖文为生。走上了封建叛离的道路。其主要原因是：家庭败落、科场失意、民主思潮的影响。这些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奠定了生活与思想基础，作品除《儒林外史》外，还有《文木山房集》。《儒林外史》的版本，主要有几种：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光绪十四年（1888）有东武惜红生序本，另外插入四回，共六十回。解放后出版的本子，是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整理的。因多数学者以为最后一回非出吴敬梓手笔，故将其作为“附录”，置于书后。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八股取士制的批判。《儒林外史》讲的是明代故事，但反映了清代现实。它是明清之际批判八股取士制的进步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它采用小说的形式，将这个批判的历史课题与哲学思想具体化形象化。作品批判八股取士，是以功名富贵为轴心，以各类型士大夫的“文行出处”为切入口展开的。 一、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科场的腐败。如主考官周进，因与范进有相似的遭际，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第一遍看他的试卷，“心里不喜”；第二遍，“觉得有点意思”，到第三遍，竟发现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举业并没有什么客观依据，中与不中，不在学问的高低，关键在考官的好恶。二、是揭露官场的黑暗。科举制的产物是官僚制度，腐朽的官僚制度又制造了大批横行乡里的地主豪绅，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压榨人民，有的交通官府、狼狈为奸；有的关人牲口、横行霸道；有的夺人田产、为非作歹。而恰恰是这样无恶不作的败类，却能受到上级的嘉奖，号为“能员”，并得升官。原因就在于有科举功名这张护身符。三是揭露程朱理学的罪恶。在八股取士制实行的同时，程朱理学成为维系世道人心，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作品中“做了三十年秀才”的王玉辉，他的三姑娘出嫁不到一年就死了丈夫，他竟鼓动姑娘自杀殉夫，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姑娘死后，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其实王玉辉的笑充满了凄伤与痛苦，他如此变态、迂腐，是因为他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变成一种自觉行为，使自己与女儿成为理学毒害下的牺牲品。四是揭露八股取士制蛊惑人心，摧残人才。如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或忍受新进学的嘲笑，或替新中举人清扫垃圾，以至于一见贡院号板就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当有人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在地上磕头不止，表示变马变驴也要报答。原本出身贫困、纯洁朴实，一直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的匡超人，自从热衷举业后，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成为忘恩负义的无赖。从另一个角度说，《儒林外史》意在为儒林（即士人、知识分子）画像，它主要刻画了几类知识分子：第一类是热衷科举，为做官奋斗的人，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吴敬梓在刻画这一类人时，主要表现的是他们如何通过科举来达到做官的过程。这一类人里，有些人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达到了做官的目的，但是，他们的精神、性格已完全被扭曲，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如周进、范进等。有些人则付出了终生努力，但仍未能在科举上有所收获，成了遗憾终生的悲剧人物，如马二先生。第二类是做了官的知识分子，如王惠、汤知县等，他们只知一心往上爬，做官的信条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第三类是表面上不愿参加科举，不愿做官的假名士，如娄三、娄四公子。这些人最初也是热衷科举的名利之徒，只是在碰了壁后，转而清高起来了。他们其实是一些庸才。第四类是真正远离科举、功名的人，如王冕、杜少卿等。在这些人的身上，寄寓着吴敬梓的人生理想，他们是《儒林外史》中的闪光人物。科举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儒林外史》最关注的问题，因此，小说最突出的思想就是对科举制度的大力抨击。一方面，他通过范进、周进等，揭示科举对人的摧残，通过娄三、娄四公子来反映科举对士林的破坏。另一方面，又通过王冕、杜少卿等，说明只有不受科举影响，摆脱政治权力体制，才能保持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健康发展。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特殊的艺术地位。 首先，从结构来说，它不是严格的长篇小说结构，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人物在一部分成为主角后，下一部分便退居配角，成为点缀，或不再出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论及：“全书无主干，仅趋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以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而娱心，使人刮目矣。”这样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个个中短篇小说串连起来。这在以前的长篇小说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儒林外史》的一大创造。其次，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极为生动，各具个性。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是性格各异。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儒林外史》写的是平凡人、平凡事，在平凡而又典型的细节中见人物性格，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在这一点上，它足以与《金瓶梅》媲美。第三，将讽刺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儒林外史》之前，《西游记》、《西游补》、《金瓶梅》等小说中，已有讽刺的成分，但是，往往不是流于插科打诨，就是等同谩骂，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则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儒林外史》足称讽刺之书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于公心。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由于个人遭遇，深受科举之害，或是由于对某个人的不满，出于愤激之情才写出的，而是出于公心（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等），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普遍危害和士林的种种丑态，才有这部小说的问世；二是能用比较冷静、客观、委婉的手法来写，从真实可信的细节和语言入手来讽刺，既能感受到作者的忧世之心，同时又可见讽刺之意。《儒林外史》对清末的谴责小说有直接的影响。 <<<top 第三章 《红楼梦》
曹雪芹的《红楼梦》多方面突破了小说传统的思想与写法，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学巨著。 第一节 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作者曹雪芹。曹雪芹（1715？——1764？），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先原为汉人，后被满族贵族掳走成为家奴，入了满洲正白旗包衣。以后地位不断升迁，终于成为康熙亲信，祖孙三代四人担任过江宁织造这一要职，其间又兼两淮巡盐御史，共约六十年。成为显赫几代的大家族。雍正皇帝继位后，由于政治斗争，曹家地位一落千丈，到曹雪芹时，生活穷苦，境遇潦倒，已经过的是“举家食粥”也难以为继的生活了。他以坚韧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与修订。乾隆二十七年，终因贫困交加而离开人世，遗留下来的只有一部未完成的《红楼梦》。 《红楼梦》的版本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八十回抄本系统，一为一百二十回排印本系统。抄本系统均为八十回，题名为《石头记》，大多附有脂砚斋评语，比较重要的有脂评本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等。排印本系统为一百二十回，最早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以活字排印，书名改为《红楼梦》。一般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比较重要的版本有程甲本、程乙本。 至于后40回，有功有过，应当说是功大于过。首先，由于有了后40回而使《红楼梦》成为一部结构完整、首尾齐全、浑然一体的文学作品。其次，它写出了全书中心事件、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如黛玉之死、贾家之败、宝玉出家等，从而保持原有矛盾的发展，基本上符合前八十回的倾向。第三，有的情节描写生动精彩，如潇湘惊梦、黛玉迷性、焚诗稿、魂归离恨天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节《红楼梦》研究概况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引起了各阶层的广泛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嘉道年间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叫做“红学”。长期以来，形成了各种红学派别，主要有： 1、评点派。采用评述、评点的方法，以探索作品内容、本事或阐述其思想、艺术价值。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脂砚斋等人的评语。 2、索隐派。所谓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去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 3、新红学派。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学风，同时又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出了新的解释。新红学派的代表之作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辩》（1923）。他们批驳了索隐派的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局面。他们的主要贡献有： 一是肯定了《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并对曹的家世生平做了不少有益的考证。二是对《红楼梦》的版本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考证。三是关于《红楼梦》思想艺术的评论。能把《红楼梦》还原为文学作品，使《红楼梦》的研究纳入了科学的轨道。 4、五十年代后，由于学术环境、研究条件的改善大批历史和档案材料以及重要版本陆续被发掘并公之于世，使《红楼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第三节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复杂的。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爱情故事为主线，表面看来似乎与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却与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它的着眼点并不在爱情，而是以爱情为线索，通过贾府由盛而衰的描写，展现了贾宝玉和一群红楼女子以及许多人的悲剧命运、广大的社会生活面、深入的人生体验、不同人生价值观的冲突等。其思想之复杂、内容之广泛、主题之模糊，中国古代小说中无出其右，正因为如此，就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而这也正是《红楼梦》的巨大魅力之一。 小说在内容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复杂，二是书中强烈的悲剧气氛。《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之广，是罕有其匹的。从皇帝、后妃到贩夫走卒、婢女优伶都有所反映，而且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既反映了阶级压迫、贵族生活的豪富、下层人民的困苦，也反映了科举制度、封建礼教、不同人的命运等。用形象化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立体地展示了社会全貌，这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小说。这也是《红楼梦》的巨大成就之一。另外，《红楼梦》中的悲剧气氛是非常强烈的。小说中，整个社会不断走向衰落，贾府及其他三大家族也不断衰落，贾府中的人，特别是那些纯洁、美丽，惹人怜爱的女性也一个个无可挽回地酿成悲剧，最终的结果是一无所有。这一切都像宿命一样，令人遗憾，但又无可奈何。当那些美的代表或象征走向毁灭的时候，没有人不为之深深叹息。这种悲剧气氛正是《红楼梦》最能打动人的地方之一。从《红楼梦》描写贾府衰败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一代王朝走向衰败的社会面貌，与过去小说、戏曲中那种廉价的大团圆结局与之相比，《红楼梦》的这种结局无疑要深刻动人得多。 另外，作品还有对理想与光明的颂扬。而这一倾向是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理想人物来体现的。贾宝玉，是有理想，有追求，热爱人生，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的叛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道德观、价值观上反映出来。他离经叛道，反对“仕途经济”。其次，在妇女观上，反对“男尊女卑”观念。再次，在爱情观上，追求真挚爱情与自主婚姻，反对封建礼教。 林黛玉，也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由于寄人篱下的处境，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自尊与自强。二是纯洁、脱俗而富有诗人气质，“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她的人格追求。三是从不看重功名富贵，并把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贾宝玉引为知己。四是反对以“门当户对”、“父母之命”为条件的封建婚姻，对有共同思想和情趣的爱情忠贞不渝。
第四节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红楼梦》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峰。它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的结构宏大而精致。从纵的方面来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从横的方面来说，《红楼梦》中存在着三个世界：一个是大观园、一个是大观园之外的社会、一个是隐约虚幻的神话世界。小说通过爱情主线将三个世界串连在一起，井然有序，丝毫不乱。书中的每个事件都有它的来龙去脉，而且相互贯通，一个事件与一个事件互为因果，连环勾牵，毫不间断，交织成一张巨大密实的网，令《红楼梦》所展示的生活画面，如同生活本身那样错综复杂、丰富多彩。 其次，《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具有突出的成就。《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四百余人，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达数十人，而精心刻画的主要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贾政、探春、晴雯、袭人等，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具有极其鲜明的性格特征，成了中国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形象。作者善于通过不同的手法来塑造人物，或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行为、语言，或通过环境描写来暗示，或通过对比、比较，或通过他人的评论等，这些手法运用得娴熟自然，浑然天成。《红楼梦》与前人塑造的人物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人物具有复杂的性格，而不是脸谱化的。以前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往往好坏分明，阵营清楚，而《红楼梦》中打破了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皆坏的写法。一大批的典型人物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鲜明的个性和充分的真实性。《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最主要的特点是纯情、追求自由。他反对科举，不喜八股，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科举有深刻的认识，而是出于追求自由的本性。他不满意强加给他的婚姻，视林黛玉为意中人，也是因为他要尊重自己的爱情感觉。他的心灵是一片未曾污染的净土，因此，不谙世故，不存名利。他与大观园中那些年轻美丽的女子是一种与肉欲无关的审美关系，他平等、善意地对待她们，是出于对美的尊重。如果说贾宝玉的特点可以用一个纯字来概括的话，林黛玉则更多地表现为真。尽管林黛玉多愁善感、说话尖刻，但是，她的心灵也是未曾污染的净土，她在本质上是最接近贾宝玉的，所以她与贾宝玉才是心心相印的恋人。薛宝钗与贾宝玉和林黛玉不同，她更多的表现为世故。她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复杂的关系中游刃有余。她具有宽容的性格，体现了较多的人伦道德等社会因素。她之所以未能与贾宝玉心心相印，正是缘于这种本质的差别。 第三，《红楼梦》调动了我国诗词、散文、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等一切艺术表现手段，创造出诗化的性格和诗化的意境与风格，这又是对以前叙事体小说的一个突破。古代小说中的诗词，往往用于场面、人物外貌等方面的描写，常游离于人物性格之外。《红楼梦》却将诗词歌赋与环境、人物、场面、情节等融合一起，达到人境合一、情景交融、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给人以整体感、和谐感。 第四，《红楼梦》的语言有极高的造诣。不仅极具个性化，而且简洁文雅，语汇丰富，俗雅得体，准确生动，是一种具有生活气息和强烈感染力的文学语言。达到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最高水平。 《红楼梦》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自从它问世以后，有关的续书层出不穷。对《红楼梦》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即使在今天，它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艺术魅力，以致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 <<<top 第四章 其他小说
清代其他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丰富多彩的。虽篇幅有长有短、价值有大有小，但它们都共同为清代小说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第一节 《水浒后传》及其他作品
一、《水浒后传》 陈忱（1615——1671），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他的《水浒后传》是清初的小说续书中成就比较高的一部小说依据原书的结局，叙写梁山未死的英雄再度起义，由反贪官污吏，转为反抗入侵的金兵，最后到海外创立基业的故事。作品一方面寄托了作者的亡国之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江南遗民不肯臣服新王朝的普遍心理。作品在叙事模式上趋向寻常生活化，注重抒情写意。 二、《说岳全传》 题为钱采编的《说岳全传》，是在各种“岳传”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作者生平不详。全书八十回。小说歌颂了岳飞等人坚决抗金的英勇斗争，痛斥了秦桧等人卑鄙的投降活动，爱憎十分分明。在小说中除了突出岳飞精忠报国特点外，还让他具有好结义友、待人宽厚等优点，这是作者顺应时势，把重视人民抗敌力量的卓越见识赋予岳飞。此为超越以往“岳传”之处。但作品仍存在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突出。 三、《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一百回，原署“西周生辑著，然藜子校定”，有人认为是清代蒲松龄作，但缺乏确证。《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部以一个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白话小说。小说写一个两世姻缘、轮回报应的故事。前二十二回写晁源携妓女珍哥射死一狐狸，后娶珍哥为妾，虐待妻计氏，使计氏自缢。此为前世。二十三回后，写晁源托生为狄希陈，被射死的狐狸托生为其妻薛素姐，计氏托生为其妾童寄姐。狄希陈成为极端惧内的人，薛素姐、童寄姐变为极端凶悍的泼妇，她们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来折磨狄。后经高僧指点前世因果，诵《金刚经》一万遍，才得消除。小说的主旨是通过说因果报应来劝人为善。但同时也应看到，它反映了古代婚姻制度所带来的问题，同时以家庭为中心，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说长达百万字，情节琐碎冗长，但人物写得较好，山东土语运用得非常生动。 四、《镜花缘》 《镜花缘》的作者为李汝珍。李汝珍（1763？——1830？），字松石，号松石道人，人称北平子，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曾经做过河南县丞，终生不达。他学问渊博，精通音韵，鄙薄时文。著有《李氏音鉴》、《镜花缘》等。《镜花缘》一百回，是李汝珍根据《山海经》以及历代笔记杂著的记载，驰骋想象而写成的一部小说。小说的前半部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后半部写诸花神所托生的一百个才女参加武则天所设的女试。小说表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如主张男女平等、同情赞美妇女、反对八股文等，对各种丑恶现象也不乏批判。所以，小说中有才能的是女子，男人也缠足。小说的构思比较奇特，能通过想象的国度将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揭示出来，生动地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种种恶俗的憎恨。但它最大的弱点在于人物形象多苍白无力，性格不够鲜明，尤其是后半部多为文字游戏，卖弄才学。 第二节 《儿女英雄传》及其他作品
清代道光以后，小说走向了衰落，但有两类小说是值得注意的，一类是以表现“英雄气”为主的小说，如《儿女英雄传》、《荡寇志》、《三侠五义》等。一类是以表现“儿女情”为主的小说。如《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 《儿女英雄传》、《荡寇志》、《三侠五义》等。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这部小说描写安骥与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最大的特点是将才子佳人小说与英雄传奇结合，认为“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结构紧凑，情节生动。其中塑造的十三妹，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语言也比较流畅，但说教太多。《荡寇志》，共七十回，俞万春著。描写张叔夜、陈希真、云天彪等等擒杀《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以表达对梁山英雄的痛恨。小说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思想倾向却是不足取的。《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一百二十回。署石玉昆述。小说可分两大部分：前七十回主要写侠客义士协助清官包公断案，惩办豪强。后五十回主要写侠客义士协助清官颜查散剪除马朝贤、马强及襄阳王等邪恶势力的故事。小说思想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风格明快生动。 二、《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 这些作品大多落入俗套，有些还写的是不健康的内容，如《品花宝鉴》写的是同性恋。《青楼梦》宣扬庸俗腐朽的富贵神仙思想。其中《海上花列传》是较有特色的一部。它描写清末上海租界高级妓馆的妓女与狎客的生活，内容不可取，但艺术上有其特点，结构严密，人物也写得生动，叙述用普通话，对白用苏州话，叙述冷静而自然，对现代作家张爱玲等有明显的影响。
第三节 《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
清末，随着政治的进一步腐败，人们对清朝政府已完全失去信心，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谴责小说，主要有李宝嘉（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这四部小说合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 一、《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主要作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等，《官场现形记》是其代表作。小说主要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官僚，这些官僚的共同特点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为了升官发财，他们残害人民、侵吞公款、卖官鬻爵、出卖灵魂。这是一部晚清官场百丑图，“妖魔鬼怪，一齐都有”。作者敢于把当时官场的种种罪恶，通通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故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称这部书为“讨伐当时官场的檄文”。在艺术上，受《儒林外史》的影响较大。全书结构也与《儒林外史》略同，由许多短篇故事连缀而成每个短篇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描写手法上也普遍使用讽刺手法。但有些地方结构松散，对于人物的刻画流于浮光掠影。 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1866——1910），字趼人。一生中写了30余种小说，其中有《九命奇冤》、《恨海》、《痛史》等较著名的作品，代表作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通过九死一生（作者的化身）在二十年中耳闻目睹的无数怪现状，描绘了官场官僚、洋场才子、三教九流等各行各业里各种人物的各种丑态，与《官场现形记》仅局限于官场不同。它以九死一生的见闻为线索，前后贯穿，结构集中。是当时一部有重要影响的作品。 三、《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857——1909），字铁云，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刘鹗知识广博，做过官，也是著名的实业家。小说以老残（实即作者）的见闻为线索，描写了晚清各种社会现象，尤其是对于所谓的清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认为他们实际上是酷吏。小说结构比较松散，但有些片断写得很成功。而且《老残游记》的语言清新流畅、富有韵味。鲁迅说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写景的特点是自然、逼真，有鲜明的层次和色彩。可以作为优美的散文来读。 四、《孽海花》的作者曾朴（1872——1935），字孟朴，常熟（今属江苏）人。小说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了晚清上层社会的各种人物。这部小说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书中的人物大多以现实人物为原型，金雯青与傅彩云实际上就是洪钧和赛金花。全书结构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又有所突破。表现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创新。鲁迅说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 总之，清末的这些谴责小说均反映了清末官僚的腐败，表现了人们对清政府的厌恶，但这些反映多少有点漫画式，注重情节而忽视人物塑造，因此，总的来说艺术成就并不高。 <<<top 第五章 清初与清中叶的戏曲
清代的传奇继明代之后，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涌现了《桃花扇》、《长生殿》等优秀作品。从数量来说，清代传奇留存下来的是最多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古代戏曲的衰落也正是从清代开始的。 清代的传奇以前期最为繁荣，可以看作明代传奇的继续，以后就不断衰退。因此，优秀作品基本上集中在前期。
第一节 李玉与苏州剧作家
苏州在明代曾是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中心之一，到了清初，仍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活动，出现了李玉、朱佐朝、毕魏、叶时章、张大复等等戏剧家，因他们大都是苏州人，所以称之为苏州派。苏州派大多为平民专业作家。戏曲创作的数量与质量在中国戏曲史上当属一流。在创作中他们往往是走发挥个人智慧为主，兼取其他同仁之长的道路，注重个人与群体共同合作。使苏州剧派在中国戏曲史上产生巨大影响。苏州派的创作，政治题材占很重要的位置。如李玉的《清忠谱》一批作品，一方面生动地反映了苏州平民作家群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十分真实地体现了动荡时期作家忧国忧民的情感。苏州派的剧作还重视市民形象的塑造，作家一般从市民视角展现他们的生活与思想，突出他们的高尚品质，光彩的市民形象丰富了中国戏曲的人物画廊。苏州剧派的作品都是为舞台演出而创作的，所以主脑突出、结构紧凑，戏脉分明，场面生动。广泛受到观众的欢迎。 苏州派中最有名的是李玉。李玉（1600？——1670？），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称一笠庵主人，江苏吴县人。他出身卑微，才华出众，但仕途不得志。一生主要精力用于戏剧创作，相传共编写剧本60种，今存18种。 他在明亡前创作的戏剧，以“一笠庵四种曲”最为重要，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合称为“一人永占”。以反映世态人情为主。入清以后，李玉的创作转向表现政治斗争和历史题材，主要作品有《清忠谱》、《千钟禄》。《千钟禄》又名《千忠戮》，写明朝燕王朱棣为抢夺帝位，举兵攻陷南京，建文帝乔装成和尚流亡各地。其中的一些唱词写得很有感染力。 《清忠谱》是李玉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苏州派主要人物都参与了此剧的创作，表明他们很重视这个剧作，作品主要描写明末周顺昌等人与魏忠贤阉党斗争的故事，《清忠谱》取材“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吴伟业《序》）。这个剧本上承《鸣凤记》，下启《桃花扇》，成为我国戏剧史上迅速反映当代社会重大政治事件的著名作品之一。剧本反映了明末尖锐的反阉党斗争，刻画了周顺昌刚直耿介、坚强不屈的性格，歌颂了颜佩韦等正义纯朴的市民群众，以及他们英勇斗争和从容就义的高贵品质，对罪恶滔天的阉党表示了莫大的愤慨，从而写出了广大人民对清正廉明的政治的追求和希望。它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它将现实政治斗争如实地搬上舞台，这是一个创造。其次是表现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不仅在让市井小民成为正义的象征，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使他们成为戏剧的重要人物方面，是以前的戏剧作品未曾出现过的，而且把群众斗争场面搬上有限的舞台，也是李玉对戏剧的重要贡献。
第二节 李渔
李渔（1611——1680），字笠鸿，后字笠翁，别署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等，兰溪（今属浙江）人。多次应试不中后，移居杭州，靠印行通俗书籍、组织家庭戏班巡回演出谋生。他才思敏捷，为人机智，讲究生活享受。著有《笠翁十种曲》、《闲情偶寄》等。 李渔既是戏曲作家，又是戏曲理论家。创作主要是《笠翁十种曲》，即《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奈何天》、《玉搔头》、《比目鱼》、《凰求凤》、《巧团圆》、《慎鸾交》。李渔的十种传奇几乎全是戏曲演男女情事的，剧作赞成爱情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儿女婚事，特别欣赏对情的执著。这也反映出晚明以来尚情的思想。 李渔的作品多为喜剧，李渔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并大量写作浪漫喜剧的作家，十种传奇都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为结局，“止有嘉祥，决无凶咎”（十二家评点《笠翁十种曲》）。他曾说：“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风筝误》）虽然他没作出堪称杰出的作品，甚至表现出媚俗的倾向，但作为明清间的一种戏曲流派，也代表了一种以娱乐为宗旨的文学倾向，是不应忽视的。另外，这些剧作中运用了多种喜剧手法，也为喜剧的创作和喜剧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材料。 在艺术上，李渔的戏曲作品具有突出的特点，情节不落俗套，构思巧妙，风格幽默，即使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李渔也能叙述得跌宕起伏，出人意表。这既是李渔戏曲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因为过于注意情节，往往会削弱了刻画人物的深度。李渔戏曲作品的这些特点，与他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赢得票房价值有关。 《闲情偶寄》是李渔的一部杂著，其中《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有李渔关于戏曲理论的论述，他系统全面地讨论了戏曲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个方面论述戏剧创作。李渔认为，最重要的是“立主脑”，也就是围绕“作者立言之本意”（创作意图、主题思想）和主要事件与人物来写作。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头绪”，也就是删除与“主脑”无关的人物与事件，使情节和人物相对集中。与此同时，还应“密针线”，也就是要将故事写得严密一些，防止出现破绽。他还认为，戏曲的语言应该通俗、形象、个性化，不能深奥晦涩、千人一腔。关于音律，他主张“恪守词韵”、“凛遵曲谱”，对科诨，他提出“戒淫亵”、“忌俗恶”、“重关系”、“贵自然”。此外，对于演出中的导演、伴奏、演唱、角色等，也有中肯的论述。 李渔的戏曲理论系统较完整，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他长期从事戏曲创作与演出经验的总结。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玉和李渔都是由明入清的戏剧作家，但他们作品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李渔重在商业价值，李玉重在政治道德价值。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作品内容和艺术上的巨大差别。 <<<top 第六章 《长生殿》
与前代同题材的作品相比，《长生殿》具有两方面突出特点：一是作品以情为中心，并将情从故事中抽象出来，使之作为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生死的力量来歌颂。二是将李杨爱情故事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
第一节 洪昇的生平与创作
《长生殿》的作者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仕宦之家，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仕途上无所成就。中年寓居北京，横遭家难后，贫困潦倒。他早有文名，作品除《长生殿》外，还有杂剧《四婵娟》及诗集《稗畦集》等。《长生殿》无疑是洪昇一生最著名的作品。 《长生殿》的写作时间长达十多年，第一稿：《沉香亭》；第二稿：《舞霓裳》；第三稿：《长生殿》。三易其稿，最终完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问世后，名震京城，洛阳纸贵，“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蓄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什佰”（吴野凫《长生殿》序）。但洪昇得名于《长生殿》，也得罪于《长生殿》。《长生殿》完成后的第二年八月，洪昇与赵执信等人宴饮观剧，因其时佟皇后丧服未除，被人告发，赵执信被罢官，洪昇被国子监除名。
第二节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
《长生殿》写的是李隆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题材并不新颖。李杨爱情故事，自中唐以来，就是文学家们喜欢描写的题材，所以相继出现了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白朴《梧桐雨》、吴世美《惊鸿记》等著名作品。与前代同题材的作品相比，《长生殿》具有两方面突出特点：一是对情作了最大限度的强调和表现。作品以情为中心，并将情从故事中抽象出来，使之作为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生死的力量来歌颂。在这一点上，它与《牡丹亭》类似。《长生殿》第一出写道：“古今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哪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这一段话可看做对《长生殿》创作意图或主题的表白。二是将李杨爱情故事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除了批评唐明皇失政，寄寓“乐极哀来，垂戒来世”之外，还突出了个人命运被巨大的历史力量所摆布的哀伤。这样，就使《长生殿》成了一部以写情为主，兼寓政治教训和历史沧桑感的作品，使爱情主题富有沉郁的历史感。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极能打动观众的，这便是《长生殿》能够在当时激起人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节 《长生殿》的艺术成就
《长生殿》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 首先，在结构上，《长生殿》长达五十出，场面壮观，情节曲折，但组织得相当严密。《长生殿》所写的内容很广，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也很多，但能够紧紧围绕李杨爱情这一主线展开情节，按与主线关系的紧密程度组织材料，所以，基本上做到了不枝不蔓。这对于一部大型作品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写实的上半部与写幻的下半部，能相互依存，互相呼应，融为一体，体现了作者的独特匠心。其次，它曲词优美，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洪昇本是诗人，他实际上是将《长生殿》作为诗来写的，一支曲就是一首诗，因此该剧语言清丽流畅，刻画细致，抒情色彩极浓。例如《闻铃》一出中唐明皇的一段唱词：“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写得情景交融，语言优美，抒发了唐明皇失去杨贵妃后内心的极度痛苦，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类似的例子在《长生殿》中俯拾即是。第三，在人物刻画上，《长生殿》成功地刻画了唐明皇、杨贵妃等人物，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如郭子仪、雷海青、李龟年等。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有鲜明的倾向性，人物形象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情感与爱憎。 <<<top 第七章《桃花扇》
《桃花扇》与《长生殿》是清代戏剧的两座高峰，它的作者孔尚任与洪昇在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
第一节 孔尚任的生平与创作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康熙南巡北归途中到曲阜祭孔，他因御前讲《论语》受嘉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这种非同寻常的机遇，令孔尚任感动之至，为此写了《出山异数记》。他工诗善文，尤精于戏剧创作，作品除《桃花扇》外，还有与人合作的《小忽雷》，诗文集有《湖海集》、《岸堂稿》等。《桃花扇》是孔尚任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几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写成的一部传奇作品。
第二节《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称得上是南明王朝的一部兴衰史。作品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王朝由兴到亡的全部过程。作品中，在侯、李恋爱的同时，一方面是南明王朝以福王为代表的统治者丧心病狂的腐败，另一方面是史可法等人力挽狂澜地抗清。最后，南明王朝灭亡，史可法英勇就义，侯、李双双入道。对于《桃花扇》的创作目的，孔尚任自己说得很清楚：“《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可以看出，孔尚任主要是想以《桃花扇》来总结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用他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所以《桃花扇》一剧，不同于一般传奇，皆注意于风月，而起波于军民离乱。而是全由国家兴亡大处感慨结想而成，非止为儿女细事所作。《桃花扇》在爱情与政治的结合上，比以前所有剧作都更加紧密，都更加突出了个人与政治、历史的密切关系。作品中，侯、李之间的悲欢离合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那种恋爱婚姻的类型，而自始至终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桃花扇》在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作品表现了非常浓厚的悲凉与梦幻感。如《余韵》中苏昆生所唱的《哀江南》（离亭宴带歇指煞），沧海桑田，悲凉凄切，感人至深，这也是《桃花扇》的动人之处。
第三节《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的艺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创造性。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其中，以李香君的形象最为成功，是中国文学中最有光彩的艺术形象之一。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的最大区别在于，她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凛然的气节、清醒的政治头脑，并在这些方面超过了剧中的男主角。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桃花扇》也能注意避免概念化。其次，在结构上，作品以桃花扇为主线串联李、侯爱情，又以这一线索串联南明政权各派各系及社会中各色人物，复杂而有条理，起伏而又不蔓不枝。这正如作者所说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桃花扇小识》）“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以物传情是中国古代戏曲传统的艺术手法，但是，通过一把桃花扇来写兴亡之感，使桃花扇具有如此丰富的意蕴，这是作者的创造。第三，作品的结局打破了古代戏剧常见的大团圆模式，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桃花扇》的结局是一个悲剧结局，南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最终走向了灭亡，《桃花扇》最终也成了“哭声泪痕之书”，让人感受到一种新的情绪体验。 <<<top 第八章 清代诗文
清代的诗文成就虽然不能与小说、戏剧媲美，但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从整体来说，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宋代以后，就已经走向凝固僵化，失去了根本性的创新，清诗也是如此。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清代诗坛上，确实也还涌现了一些颇有个性的诗人，他们的创新意识比较突出，这使得诗坛上流派众多，各树一帜，还因为清诗较多地接受了宋诗的影响，使元以后轻视宋诗的倾向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清代诗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乾隆以前、乾隆至道光、道光以后，每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性诗人，并且各具特点。清代散文的发展与诗歌的发展类似，也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以侯方域等人为代表，中期以桐城派为代表，后期则以新文体为代表。 第一节 清前期诗文词 一、江左三大家 “江左三大家”指的是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均由明入清，特殊的境遇使得他们一方面留恋旧朝（明），一方面又不得不侍奉新朝（清），内心深处充满矛盾，经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三人在诗风上有较大的差别，其中钱谦益和吴伟业的成就较高，影响较大。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一直受到古人和今人的指摘，但这并未影响他在明末清初诗坛上的领袖地位。钱谦益不仅重视唐诗，也重视宋诗，这与明代的其他人明显不同，由此开了清人宗宋的风气，成为明清诗变化的转折点。他的诗将唐诗华美的修辞、严格的格律与宋诗重意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善于用典，富于词藻，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他的诗中最具特色的是那些描写明末清初重大历史事件的七言歌行，深情婉转，韵味悠扬，颇得初唐四杰及白居易诗的神韵，号梅村体。代表作如《圆圆曲》、《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雁门尚书行》等，久为世人传诵。其中《圆圆曲》通过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悲欢离合，表现吴三桂降清导致明朝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将风情万种的儿女情与波谲云诡的重大政治事件结合在一起，与《桃花扇》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侯方域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他实际上是由明入清的散文作家。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号称“四公子”。《清史稿》说“性豪迈不羁，为文有奇气”。可见，侯方域在当时的地位是很高的。 侯方域的散文主要是书札、传记。传世名作主要有《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李姬传》、《马伶传》等。他的传记散文生动简洁，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人物的特点。书札则含蓄委婉，说理圆通。二者均显示了他不凡的才情。 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均是由明入清的著名作家，他们都反对清朝政府，组织过反清武装。他们的散文作品往往思想深刻，见解独特，思想上与一般古代散文有较大的差别。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其散文作品提出了极为大胆的见解，如《原君》激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政治，认为皇帝将天下视为私产是“天下之大害”，并明确地提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观点。这种敢于向皇帝挑战的的斗争精神和它所反映的民主思想，在“君权神授”天经地义，不可移易，而效忠君主则是臣民至死不能违背的伦理观念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另外，对于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赞扬。这些思想都是清朝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他的散文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以内容的深刻见长。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早年入复社，参加抗清。明亡后，游历北方诸边塞，考察山川形势，为恢复故国作准备。晚年隐居著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亭林诗文集》等。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因此，他的散文或褒扬抗清志士，或针砭风衰俗弊，或纵论历史得失，均有的放矢，不尚空谈。这是顾炎武散文的一个突出特色。他的散文的另一突出特色是具有浓厚的学者气。顾炎武学问渊博，因此，他的散文不仅涉及面广，而且言必有据，许多见解独特的散文其实就是学术论文，非深于学问者不能，如《郡县论》、《生员论》等。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曾隐于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亡时，举兵反清。失败后，隐居著述。有《船山遗书》、《船山诗文集》。王夫之的散文最有特色的是史论，代表作有《读通鉴论》、《宋论》。这些作品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独抒己见，不同凡响。与明末清初某些空谈心性的散文迥然不同。 四、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博学工诗，又工为词，曾纂辑唐宋金元词五百余家为《词综》三十六卷，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他是浙派词家的代表。其词以姜夔、张炎为宗，重视字句声律。其词构思精巧、描写细密、字琢句练，精工隽永。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南宜兴人。工诗几骈散文，尤长于词，与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陈村词》。他词创作方面，是一个多产作家，约有词作一千八百多首。其中那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的词模仿苏辛，语言豪壮，气魄极大。风格很似辛弃疾。陈维崧是清代豪放词派的领袖，因宜兴古云阳羡，世称阳羡词派。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擅长词的创作，其写词反对模仿雕饰，主情致、重白描，风格自然流丽，颇似李煜，艺术造诣较高。
第二节 清中期诗文
一、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等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属桓台）人。他的主要影响和成就是在诗歌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神韵说”。所谓“神韵说”，就是要求诗歌应具有高妙的意境，天然的韵致和言外之意。在创作上，他的诗是“神韵说”的具体体现，空灵婉转，不滞不粘，富有才情。 “神韵说”问世后，风行一时，稍后，即遭到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人的批评，于是便产生了一些新的诗歌与理论。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主要倡导“格调说”，即要求诗歌温柔敦厚，含蓄委婉，声调优美，富于变化。“格调说”不像“神韵说”那样难于捉摸，所以，它的影响也更大。沈德潜的创作比较平庸，远不如王士祯。 沈德潜还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诗别裁》等书，流传很广。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杭州）人。做过县令，辞官后在南京小仓山随园筑室，过着享乐的生活。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新齐谐》等。他的思想与晚明时期的李贽有相似之处，论诗则主“性灵说”，所谓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气、机趣。提倡写个人“性情遭际”认为诗以情为本，讲求个性，不可因袭，同时也应注意才识与学问。袁枚的这一看法，针对的是当时风行诗坛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其诗作直抒感兴，清丽灵巧，流转自如，但也表现了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时嫌浮滑。 二、桐城派 桐城派是形成于清代中期的一个散（古）文流派。代表人物为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为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之为桐城派。桐城派的理论由方苞创立，经刘大櫆补充，姚鼐发展而成。它们尊奉程、朱道统，并以继承秦、汉以至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标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散文流派。但后来桐城派作家，却不全是桐城人。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的作品。讲究“义法”，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要求语言“雅洁”。其散文作品简洁平淡，生动性不足。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方苞最先提出“义法”的理论，为桐城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义法”说，其义、即言有物，文章的中心思想，实际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出发的基本观点。其法，即言有序，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运用材料、语言等等。稍后，刘大櫆（1698——1780）承“义法”之说，进一步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以神气论文，毕竟太抽象了，于是他指出了于音节以求神气，于字句以求音节。字句、音节、神气，由表及里，由粗入精，从具体到抽象，这样，以神气论文，就不会蹈入玄虚了。再后，姚鼐（1731——1815）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兼具的主张，对方苞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密化。 桐城派所说的“义”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要求不违反儒家的伦理道德。在这一点上，它与历史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及明代的古文是一脉相承的。但桐城派与前人古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特别强调了“法”，总结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古文写作方法，使学古文的人比较容易领会、掌握，而不是孤立地讨论诸如气、道之类抽象问题。在这一点上，它又类似于宋代的黄庭坚。正因为如此，桐城派成了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流派。 桐城派创作出一些具有较高思想意义的文章，比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等。姚鼐的《登泰山记》，则因能将义理、考证、文章结合得较完美，而成为广泛传诵的作品。 乾隆后期，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恽敬、张惠言师承“义法”理论，在写作风格上变桐城派作文的拘谨为放纵，世称阳湖派。 三、汪中及其他骈文家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著名骈文家。他的骈文打破向来形式主义作风，“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悲愤抑郁，沉博绝丽。著名的《哀盐船文》，描写扬州江面盐船失火。文笔清丽自然，凄婉动人。当时著名学者杭世骏为之作序，评之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吊黄祖文》，借祢衡遇黄祖之命运，写自己的不平感慨。还有《自序》、《狐父之盗颂》、《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广陵对》、《黄鹤楼铭》等都写得情致高远、意度雍容，成为传诵一时的名文。 乾嘉之际著名的骈文家还有袁枚、胡天游、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
第三节 清后期诗文 一、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思想十分深刻。他的诗多抒发生活遭遇中的各种感受，对于清末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有较多的反映，其中，人才问题更是龚自珍思考的重点。代表作有大型组诗《己亥杂诗》等。龚自珍的诗歌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的，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一、奇特瑰丽，具有睥睨俗世的奇气和高扬飞越的人格精神。龚自珍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往往赋予平常的事物以超人的力量与精神，因而他的诗浪漫飞扬，不同寻常。例如，落花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意象，但龚自珍写起来却是“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城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其五），既气势非凡，大气磅礴，又境界崇高，这是过去的诗歌中很少见到的。二、具有反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由于龚自珍渴望冲破封建牢笼，主张顺应自然，发展个性，所以在龚自珍的诗中，剑与箫是经常出现的意象。剑代表着诗人的昂扬斗志，箫代表着诗人的怨恨情怀。所以，龚诗中诸如“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同处箫”（《秋心》）之类的诗句极为常见。三、龚诗善于将自然美与理想美熔铸成生动的形象。比如“风雷”这一形象在作者的笔下，已成为摧枯拉朽、震天撼地的社会变革力量的象征，被赋予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在艺术形式上，龚自珍也有创造。他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多达300余首，这是前无古人的创造。 二、黄遵宪、梁启超等 清末，一部分去过国外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外的先进文明，深感中国的落后，发起了一场改良运动。改良运动波及诗歌，于是便有了所谓的“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近代文学史上的诗歌改良运动。明清以来，文人诗处于因袭、保守状态。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黄遵宪则提出“我手写我口”，反对拟古主义；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在表现方法上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在语言上要尽量利用那些适用的历史资料，并结合新事物，运用新语言。他的诗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领域，并描写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改良运动中，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他是梁启超极力赞扬的“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和梁启超均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思想先进，要求改良的愿望强烈，因此，他们的诗歌也就成了反映他们改良思想的工具。 与此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也成了散文创作的新生力量。 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曾经写下了不少政论性散文。这些散文突破了古文形式的束缚，充满政治激情，说理透彻，富有生气，对梁启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积极参加改良变法，同时，也写下了大量政论性散文。梁启超的散文形式灵活，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热烈瑰丽，充满感情，相对于桐城派古文是一种解放了的新体散文，因此称之为新文体。例如“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变法通议·自序》）整齐中有变化，错综中有整齐。虽为文言，但实际上与白话已相距不远。浅显自然，自由灵活。与骈文、古文均不同。 新文体的出现，预示着白话文统治文坛的时代即将到来了。 <<<top 第九章 清代的说唱文学
说唱文学在清代有极大发展，不仅种类多，流派多，而且产生了长篇巨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鼓词与弹词的成就更为显著。
第一节 鼓词和子弟书 一、鼓词 鼓词是一种以鼓击节，兼有说、唱的叙述性文字，由变文、陶真和词话发展而来，主要流传于北方各省。目前最早的鼓词刊本，是明代万历年间叙述唐太宗李世民讨平诸路英雄，统一全国故事的《大唐秦王词话》（一名《秦王演义》）。 清代鼓词作品有的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和夸张；有的是根据前人的戏曲小说创作改编而成。鼓词内容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表现前代英雄豪杰的事迹，如《呼家将》、《杨家将》、《三国志》、《忠义水浒传》等；一是讲才子佳人的爱情婚姻故事，如《绣鞋记》、《蝴蝶杯》等。前者篇幅较长，后者篇幅较短。 鼓词既要以鼓板击节，还要用三弦等乐器伴奏。唱词多为七言或十言，形式灵活。只唱不说的“鼓词”称为“小段”，习惯上称之为“大鼓”。 明末清初的贾凫西（1595？——1676？），原名应宠，自号木皮散客，山东曲阜人。他有《木皮散人鼓词》，这是第一次正式使用鼓词这一名称。他的作品通常以通史为线索，评述历代朝政得失，在评述中表达自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愤恨与嘲弄。 二、子弟书 子弟书是鼓词的支流，它流行于八旗子弟之间。子弟书内容大抵分两类，一是对清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如《逛护国寺》、《烟花叹》等；一是对文学名著或民间故事的改编，如《黛玉悲叹》、《草桥惊梦》、《孟姜女寻夫》等。 子弟书只唱不说，在音律、辞藻方面比较讲究。作者一般都有较好的文学修养。留存至今的子弟书约有四百多种。
第二节 弹词
弹词是以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的说唱文学，由变文发展演变而成。弹词与鼓词就其性质和基本格局而论，是相同的。只不过鼓词纯属叙述体，而弹词则包涵着一定代言体的成分，即讲唱者有时可以“生白”、“生唱”等形式进入角色代言。 弹词的篇幅庞大，长者有时可以连续演唱几个月。弹词的语言有“国音”（普通话）和“土音”之分。土音以吴语为主，方言土语增强了作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流传下来的弹词不少，有的人认为有四百种以上，也有说至少有两千种之多。仅据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著录，就有二百七十多种。弹词的内容多数是反映妇女的生活与情感，而且弹词的作者与弹唱者、观赏者多是女性，因此弹词被称为“妇女的文学”（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如陶贞怀的《天雨花》，政治色彩很浓，反映了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争。但其中封建意识较浓。陈端生的《再生缘》写元代昆明才女孟丽君，才高貌美，在曲折多难的婚姻中不屈服于压力，甚至抗旨拒婚，女扮男装，毅然出走。考中状元后，出将入相，位列三台。她凭着自己的才干，除歼安良，充分体现了中国妇女不让须眉的才华和胆识。表达了妇女要求解放、平等的愿望。《再生缘》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复杂、线索条理分明，属清代弹词的上乘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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