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的时代，其特色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文学创作也是如此。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疆域要狭小得多。尽管它是以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面貌出现的，但是，北方的辽、夏以及后来的金、元始终没有被纳入宋朝的疆域之内。不仅如此，辽、夏、金、元始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压迫和威胁着宋朝的生存。由于军事实力不足，宋朝人在外交上也表现得特别软弱。宋朝政治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二是以文官治国。宋朝统治者不仅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也削弱和分散了宰相的权力，使各种主要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皇帝在集中控制政治权力的同时，当然更不会放过对军权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在体制上加以改革，以利于皇帝控制之外，在对军队的管理上，采取重用文官治军的办法，以防武将分权或暴乱。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文官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客观上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但同时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军事上的软弱，以致战事来临时，多是欲战不敢，每战必败。宋代的文学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是继唐代之后我国文学史上又一个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从形式上说，宋代文学主要有词、诗歌、散文、小说等，这些文学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娱乐性、学者化和爱国主义。宋代文学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学创作的目的不再主要是为了教化，而是为了娱乐，在客观上淡化了文学的政治色彩，这在词、诗、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与前代的文学相比，宋代文学的学者化色彩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大量用典，强调学问修养，并且在诗中大量发议论说理等。与宋代军事上的软弱、国家始终处于外族威胁之下的形势相联系，宋代文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它的光辉足以光照千秋，以致我们在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这些著名的诗人、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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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代的词

    宋词在整个宋代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它是足以与唐诗媲美，并且代表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一代之文学”。

    词这种文学形式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已蔚为大观。宋词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它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又由于宋代（特别是北宋）社会相对安定，政局相对稳定。词这种带着浓厚的娱乐色彩，几乎没有传统的政治、道德负荷的文学形式，在宋代终于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所以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宋词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初中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代表词人主要有柳永、张先、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北宋后期的词，最大的特色是词的诗化，主要词人有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南宋前期的词强烈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词人有李清照、张孝祥、张元干等。南宋后期的词分为两派：一派以辛弃疾及其追随者为代表，多表现爱国精神；一派以姜夔、吴文英等为代表，主要在艺术上精雕细刻。

第一节 北宋初中期词

一、柳永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于写词的词人，现存的近200首词收在他的词集《乐章集》中。从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表现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这一类作品在主题上与北宋以至晚唐五代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代表作是《雨霖铃》，全词通过景物描写，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离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晚唐五代词相比，表现得更为细腻曲折。

    第二类着重表现羁旅行役之苦。柳永一生浪迹天涯，对羁旅行役有真实感受，所以，这类作品往往写得真切动人。这一类可以《八声甘州》为代表。全词表现曲折，意境阔大，一向对柳永颇有微词的苏轼也不禁感叹“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不减唐人高处”。这也说明了柳永这类词的成就。

    第三类则是描写城市风光。这类作品在以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为主流的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是为词坛吹进的一股新风。《望海潮》（东南形胜）是这一类的代表作。

    从风格来说，柳永的词分为两类：一类是雅词，一类为俗词。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波之风，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手评乐章集》）这指出了柳永词两种不同风格的词的特点。所谓雅词，主要是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语言比较典雅，表现含蓄，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例如上文说到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望海潮》（东南形胜）等。所谓俗词，主要是语言通俗，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为了迎合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往往写得大胆直露，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要求。例如《定风波》（自春来）词中用了大量的俗语词，而且表现的方式也比较直白坦率。

    由于柳永的俗词在语言上多用口语入词，所以，世人往往评之为“以言多近俗”、“词语尘下”、“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又由于这些词表现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因而在描写上更大胆直露，不加含蓄，所以又有“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的评价（陈锐《袌碧斋词话》）。

    柳永在北宋前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柳词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一是大量使用长调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主的传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使铺叙手法进入词中；二是大量吸收俗语入词，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从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是采用了许多新曲调，使词与当时的流行音乐结合得更紧密。

二、张先

    张先的词从内容来说，并无特别之处，还是以伤春伤别为主，写的多是“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如代表作《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今天看来，张先的词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独特的：第一，善于炼字。这方面最经典的故事便是他得名“张三影”的传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七载，有人称张先为张三中，“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风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余平生所得意也。”张先之所以对三个“影”字得意，原因在于炼字之精。第二是长调的运用。如前所述，沿袭期的词人大多用小令，而张先的词则较多地采用了长调，在这一点上，他与柳永有相似之处。例如《卜算子慢》（溪山别意）长达九十字，这在北宋初中期是较少见到的。第三是词序的运用。他的词往往有一个小序，交代写作的背景或缘由，这是以前的词中很少出现的。

    张先的词特色不是太突出，但在当时地位很高，被认为是与柳永齐名的大家。

三、晏殊

    晏殊生活优裕，人生道路没有太大的起伏。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他“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这就明确地道出了晏殊的词是为了遣兴娱宾，筵宴助兴而作。这也就决定了晏殊的词不可能具有太深刻的思想内容。

    从内容来说，晏殊的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表现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这类词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如他的代表作《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即是如此。词以小令的形式，代言体的方式，用白描的手法写离愁别恨，既不用典故，也不用工笔，借景抒情，含蓄蕴藉。

    另一类也表现了他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人生感受，但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主题是感叹时光易逝，宣扬及时行乐。如他的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这首词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的名句，也真实地表现了他内心情感的波动，但缺乏深刻厚重之感。又如《破阵子》（一向年光有限身）这种表现及时行乐的作品在晏殊的词中不是少数。

    总的说来，晏殊的词个性并不鲜明，内容和艺术均缺乏独到之处，但在当时的影响比较大。

四、欧阳修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诗、文、词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欧阳修的词也同当时的大多数词一样，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但是，与其他词人的作品相比，欧阳修的词有两个方面是比较独特的：

    首先，欧词在内容上已不再完全局限于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而把山水自然、身世感慨引入词中，这就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例如，他的《采桑子》十首，专写自然景色；《临江仙》中，则有“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的人生感慨。这些都是当时的词作中较少见到的。

    其次，欧词在表现手法上虽然以白描为主，但写得更为细腻生动。例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通过借景抒情和细节描写等，生动细致地表现了一位女子的苦闷，其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二句极尽曲折之妙：无人倾诉愁情，于是有问花之举；但花也不理睬，不理倒还罢了，还掉头而去，更添了无数烦恼。又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写一位新婚女子的生活情态，生动形象，惟妙惟肖。欧词艺术上的这种特点，显然与他深厚的艺术功力有关。

五、晏几道

    从生活的时代来说，晏几道应属于北宋后期，但他的词却与北宋前期词比较接近，内容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男女爱情题材。不过，晏几道的词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多表现人生变化的梦幻感。在艺术上往往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融情入景，并巧妙地融化前人的诗句，将情感表现得既真实动人，又耐人寻味。例如他的名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和《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前一首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借对一位歌女的思念，表现了对人生变幻的独特感受，读来极为动人。其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于借用前人的成句，借景抒情中兼有对比，更是广为传诵的名句。后者也是表现对一位歌女的怀念，下阙“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虽化用杜甫诗句，但更为细腻曲折：别时盼望相见，但只能在梦中实现；真正相见之后却怀疑在梦中，又不相信相见的真实性。一真一幻，曲尽人情。

    晏几道的词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当词风纷纷转向之时，他独远绍南唐，近承家风，保留着南唐五代词人的特点，多以小令来表现离愁别恨，成为南唐词的最后传人。

第二节 北宋后期词

一、苏轼

    苏轼禀赋异常，天资绝人，在诗歌、词、散文、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有创造性的贡献，是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

    苏轼的思想非常复杂，他既受过良好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又受到佛教、道教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积极入世，关注政治和人民的生活。佛教和道教一方面使他经常产生人生无常、梦幻虚无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能比较冷静理智地应对人生挫折。苏轼的思想表现，是与他的人生际遇紧密相关的。年轻和仕途比较顺利时，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遭受挫折时，佛道思想便占了上风。在词的创作上，苏轼是宋词发展史上一座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古人评价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自有词人以来，未曾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可见，苏轼的词确实是非同凡响。

    苏轼对词最大的创造，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诗为词。具体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打破了过去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的传统，举凡怀古、悼亡、山水、田园、仕途失意、报国雄心、人生奥秘等，无不可以入词。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的是打猎及报国之情，《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描写的是农村的和平劳动生活。这样的内容，在以前的词中是不可能见到的。从而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提高了词的境界，使词从以娱乐为主，转变为以抒发个人的人生感受为主，从而具有了与诗相同的功能与作用。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在题材上表现的是遇雨这样的生活小事，但是其中既表现了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因而在内容和境界上就远远超出了前人的作品。

    第二，风格上，打破了以婉约为主的传统，既有婉约，又有豪放、清旷、幽美等。《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写得极其缠绵，其婉约不下于传统的婉约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则极尽豪放之至。风格的多样，使词多姿多彩，而不再是单一的一种风格。

    第三，在词与音乐的关系上，打破了以词附属于音乐的传统，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工具。苏轼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说他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由于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音乐的束缚，这使得苏轼的词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因而更能表现出他的艺术个性。

    第四，艺术手法上，变化多样。传统词往往上阙写景，下阙抒情，情从景出，情景交融，苏词打破传统程式，既有借景抒情之作，更多的则是随机应变，变化莫测，无一定之规，真正做到了融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于一体。

    第五，语言上，高度诗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用典、词汇多从经典著作中来；大量运用流年、人生、人间、天涯、尘凡、光阴、浮生、浮世、今古、世路、劳生等抽象的词汇，将读者的思绪从对经验范围内的具体的生活感受引向抽象的思索；大量运用数量词如千古、千里、千骑、千家、万事、千顷、万里、百年、三万六千场等。

    总之，词发展到苏轼时，它的娱乐功能减弱了，而抒情的功能大大加强了，实际上已经成了诗的另一种形式。至此，诗与词之间的那道鸿沟便基本上填平了。

二、秦观

    秦观虽为苏门弟子，但他的词更多的接受了柳永等婉约派的影响，因此，多描写离愁别恨、男女爱情，风格偏于柔婉。秦观与其他婉约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首先，秦观的词并不是单纯地表现男女爱情，而是“将身世之感并打入艳情”，即借爱情描写抒发身世之感。例如他的代表作《满庭芳》（山抹微云），通过对一位歌妓的怀念，表现了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将爱情与身世结合在一起。

    其次，他后期的词多直接表现政治上遭受挫折时的痛苦绝望心情，这在其他婉约词人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例如《踏莎行》（雾失楼台），一方面对景物的描写极为悲凉，一方面又直接抒发了远贬郴州时孤寂无聊的苦闷，其中流露出来的绝望心情，千载之下依然动人心弦。

    第三，艺术上，秦观的词有两方面突出的特点：一是善于描写迷离朦胧的意境。如《踏莎行》开篇就写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展现了一种迷离的晚景。二是善于通过比喻、写景等手法，将无形之情写得既形象又富有美感。例如“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这些描写长期以来都为人所称道。

    过去，秦观一向被列为婉约派的大家，但他的词娱乐的成分减少了，更多的是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又是苏轼影响的结果。可以说，秦观的词一方面继承了苏词突出自我抒情的特点，在词中表现身世之感；但又力避苏词过分诗化的特征（如用典、大量议论等）。一方面既继承传统词，特别是柳永词的婉约、铺叙手法，同时又扬弃了柳永的市井味。

三、贺铸

    贺铸的词兼有豪放与婉约等多种风格。词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属于婉约之作，而且风情不减柳永、秦观等人。例如其代表作《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这首词表现因一位女子路过而引起的感情波澜，后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个比喻，将“闲愁”写得具体而又形象。

    贺铸对词的贡献主要不在婉约词，而在豪放及其他风格词的创作上。他的豪放接近于苏轼，但比苏轼更豪放，更有侠气、狂气，开了南宋豪放词中狂放的先声。例如著名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通过对少年生活的回忆，表现了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全词写得悲壮苍凉，豪放之中不乏沉郁。其中对狂放行为的描写以及将个人命运与报国之心结合在一起的写法，是以前的词作中很少见到的。这样的作品，对稍后的张孝祥、辛弃疾、刘过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此外，贺铸还写了一些其他风格的作品，表现了他可贵的艺术尝试。与贺铸同时的著名诗人张耒在《东山词序》中说：“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既指出了贺铸词风格的多样性，也可见贺铸词在当时的评价之高。

四、周邦彦

    周邦彦的词向来评价极高，有人称之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认为“邦彦词上承温（庭筠）、韦（庄），下开姜（夔）、吴（文英），为南北宋之宗匠。词法之精，无逾邦彦者”（周济《宋四家词选序》）。客观地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并无创新之处，仍然承袭婉约词的传统，以表现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为主。周邦彦的成就在于融合各家之长，力避各家之短，将词写得更为精致。其主要表现在：

    在音乐上，周邦彦确定并创制了许多新调。他利用在大晟府任职的机会，对前代和当时流行的八十多种词调进行了重新审定，确定了各调中每个字的平仄，使各种词调定型。与此同时，他还制作了一些新调，例如《六丑》、《华胥引》、《花犯》等。这样，周邦彦写出来的词“下字用韵皆有法度”，格律严整。这种对音律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苏轼以来词的创作脱离音乐倾向的纠正，这对南宋的格律派影响很大。

    在语言上，周邦彦非常讲究语言的锤炼、典故的运用以及对前人诗句的融化，因而形成了一种典雅工丽的语言风格。这几个方面，前人都已在词中有所尝试，例如用典在苏轼词中已不少见，晏几道、贺铸的词中也不乏成功化用前人诗句的作品，但周邦彦在这些方面后来居上，做得远比他的前辈出色。例如《西河》（金陵怀古），这首词化用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石城乐》三首古诗，天衣无缝，完整自然。前人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绝也”（沈义父《乐府指迷》。准确指出了周邦彦词在语言上的特色。

    在结构上，周邦彦的词比柳永、苏轼等人的作品更复杂曲折。柳永、苏轼的某些词虽用长调，但结构并不复杂，周邦彦的词在时间和空间上转换频繁，极尽变化之能事。例如《兰陵王》（柳）是一首送别之作，全词分三阙，时间上时而现在，时而过去，时而将来，甚至有将来中的过去；空间上有京华、送别地、路途中等，转换变化，令人眼花缭乱。

    正因周邦彦词具有以上特点，他才能够成为宋代词坛的大家。

第三节 南宋前期词

    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占领了北宋都城汴京，并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史称“靖康之难”。以此为界，前为北宋，后为南宋。

一、张元干、张孝祥

    张元干和张孝祥都是南宋前期著名词人，他们的词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表达爱国情感方面，二人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他们的作品最为后人熟悉的即为此类。例如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待制赴新州）与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两首词都将爱国之情与个人怀才不遇的苦闷交织在一起，感慨豪壮，掷地有声。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之处，张元干前期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统的婉约词，而张孝祥词中，这样的婉约词就比较少。同时，张孝祥某些词风格比较接近苏轼，这又是张元干所缺少的，例如《念奴娇》（洞庭青草）有“小《赤壁》之称”，意思是它接近于苏轼的《赤壁赋》，有着《赤壁赋》所具有的思想感情、意境。这是张元干词中所没有的。

二、李清照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文学家，作品有词、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词。有《漱玉词》。

    受生活境遇的影响，李清照的词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的词主要表现她作为少女和少妇的生活与情怀。在她的笔下，少女生活是充满欢乐的。如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反映了李清照少女时代的生活，笔调轻松，充满诗意。少妇之词的主旋律则是抒发离别相思的感受，与少女之作相比，明显多了一分沉重。例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这首词写相思离别，从中不难体会到爱情带来的苦涩。与少女之作相比，更为深沉厚重。

    李清照后期的作品则主要表现她作为寡妇的身世之苦、故国之思以及孤寂无聊的心情，情调低沉，凄苦悲凉。例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在这首词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相思的甜蜜或苦涩，有的只是一人独处，伶仃孤苦的凄凉与绝望，读来异常沉重。

    无论哪一时期的作品，李清照都能写得独具韵味、真切动人，因此，人们将李清照这种独具韵味的风格称之为易安体。易安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情感真实动人。以往的婉约词，往往是代言体，即男作者代女子说话，因此，抒发的女子情感是作者想象出来的情感。李清照则真实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大胆而又真切。第二，语言浅显自然，却又韵味无穷。例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下忆吹箫》）。看起来似乎是平常语，读来却令人回味无穷，这表现了李清照独特的驾驭语言的本领。第三，情感表现形象具体而富有美感。例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运用各种手法，使情感的表现形象而具体。

第四节 南宋中后期词

一、辛弃疾与辛派词人

    辛弃疾不是传统的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文人，而是真正具有军事、政治才干，因而他的词也就不是传统的文人词，而是英雄之词。后人将他与苏轼比较，认为“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是弓刀游侠”（谭献《谭词评辩》），比较准确地指出了辛弃疾与苏轼的不同特点，所以，有人评价他的词是“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辛词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内容来说，辛词的表现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就宋词总体而言，始终是“剪红刻翠”的婉约词占主流，南宋也是如此。而辛弃疾的词不仅描写离愁别恨，更多的是失路之悲、家国之忧、不平之气、愤懑之情，同时不乏农村风光、自然景色的描写。在题材的开拓方面比苏轼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尤其是他将词这种娱乐性的文体与国家、个人的命运紧密结合，使词成为一种抒发“英雄气”的庄重体裁，这比苏轼做得更为全面、彻底。

    从艺术来说，辛词表现出十足的大家风范。

    首先，辛词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无疑，豪放是辛词的主要风格，除此之外，他有的作品秾纤华丽似花间体，如《唐河传》；有的明白通俗如白乐天体，如《玉楼春》；有的轻巧尖新，如《丑奴儿》；有的婉丽清畅，如《念奴娇》；有的缠绵婉约，如《祝英台近》。更有将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多样的风格表现了辛弃疾兼收并蓄的才情与胸怀。例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这首词表面上看来是表现伤春情怀及后宫争宠的争斗，属于婉约词的范畴，但实际上却是表现辛弃疾在政治上被忌妒、排挤、打击的遭遇，这又属于豪放词的范畴，这就奇妙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结合在一起。

    其次，辛词的艺术境界阔大而充满流动感。这主要表现在豪放的情感、阔大的空间、久远的时间、富有力量和阳刚之气的意象等方面。辛弃疾的词往往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描写空间和时间，选取的意象也决非婉约派的兰柳花草，而是富有阳刚之气的意象。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摸鱼儿》）等。他对空间和时间的描绘使用的往往是百、千、万之类的数量词。如“千丈情虹”、“千里玉鸾飞”、“万斛琼粉盖玻璃”、“千古兴亡，百年悲笑”等。这样，就使辛词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雄阔之气。例如《沁园春》（叠嶂西驰），这首词的意境之阔，词中少有。词中表现出来的广阔的空间，雄奇的意象，罕见其匹的气势等，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再次，辛词在语言上融会贯通，既从古代各种文体的不同作家作品，如《诗经》、《史记》、《庄子》、《楚辞》、《世说新语》、陶诗、杜诗、韩柳散文中广泛地撷取精华，使词具有典雅之气，同时，又大胆地吸取民间口语，使词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西江月》）、“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

    另外，辛词已表现出了浓厚的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的特点。例如《沁园春》（杯，汝来前），在写法上完全不同于前人常用的借景抒情手法，而全以议论着笔，而且全篇均为对话，颇多虚词，类似于议论文，这在宋词中是不多见的。

    总之，辛词在内容、风格以及艺术手法上，都能兼收并蓄，因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辛弃疾是宋代词坛上，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与他同时或稍后的陈亮、刘过、刘克庄等，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豪放慷慨如辛弃疾，但艺术成就则远不及，这些人史称辛派词人。辛派词人的词在内容上多家国之忧、不遇之悲，但题材不如辛词广；风格豪放，但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词蕴藉。

二、姜夔、吴文英

    如果说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继承了苏轼的传统，以表现爱国的豪放之情为主，那么，与此同时，姜夔、吴文英等则承袭了周邦彦的衣钵，在词的格律、辞藻等方面下功夫，从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宋词。

    姜夔的词大多为记游及咏物之作，所表现的情感也多为身世飘零和情场失意的感叹，如《暗香》、《疏影》。也有少数表现了对国事的忧患，如《扬州慢》等。

    姜夔的词虽然在内容上并无特别之处，但艺术上颇为精致。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以，他的词一个突出的特色是音节谐婉。同时，也讲究用字，善于渲染气氛。当然，最能代表姜夔词特色的是前人所说的“清空”。所谓“清空”，指的是在情感上主要抒发高洁的士大夫情怀，艺术表现上避实就虚，侧重于空灵的境界，色彩上偏于素净。如《扬州慢》（淮左名都）这首词，从序中可知，写的是作者到扬州后，见到扬州遭到兵火之后的感想。其中的忧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表现方式上，这首词却避实就虚，扬州的惨状以及作者的感想均通过环境描写、气氛的渲染以及想象来表现，而不作直接的描写。而且强调了“冷月无声”的境界，在这种情景下，“清角吹寒”也只是起“鸟鸣山更幽”的效果。

    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启吴文英等人，在宋代婉约词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后世的词论家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

    与姜夔一样，吴文英的词在内容上也多咏物抒怀，艺术上也讲究音律，但与姜夔不同的是，吴文英更加注意辞藻，意象密集而又思绪大幅跳跃，且多用典故，读来颇觉晦涩。所以有人称他为词家之李商隐。

    姜夔、吴文英之后以至元代，虽然词作者不少，但真正有特色的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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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宋代的诗

    宋代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与唐诗一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基本类型。宋诗与唐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唐诗重“象”，宋诗重“意”；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者之诗。这就是说，唐诗重在描绘形象、意象，通过形象、意象的描绘来表现情感思想，与此特点相联系，唐诗意境鲜明、情寓于象，语言简洁，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写的是瀑布本身的形象，为人们展示了瀑布的具体情形，从中透露出对庐山瀑布的喜爱之情。宋诗则侧重于直接表现情感、思想，“象”的描绘是次要的。因此，宋诗往往多议论，语言也不像唐诗那样简洁凝炼，表现也不太含蓄。例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的具体面目没有描绘出来，侧重表现由看山引发出来的哲理性思考，发人深省。唐诗基本上能做到用诗人自己自然平易的语言来表达，宋诗则往往用典故和前人的话来表现，因而宋代的诗人首先是学者。宋诗因为与唐诗不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批评。其实，言理、言情无关紧要，关键是能将诗写好。认定唐诗才是好诗的观点是十分狭隘的。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秀。以唐诗为正宗，或以宋诗为正宗，都有碍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认识。

第一节 北宋初中期诗

    宋初诗坛，承袭晚唐五代余风，有所谓宋初三体之说。一以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当时的主流诗歌，此为白体诗。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主流，因诗集《西昆酬唱集》得名，此为西昆体。一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宋初三体内容上均离政治、社会较远，形式上多为近体诗。北宋初期中比较优秀的诗人是王禹偁。他的诗早期学习白居易的闲适诗，因此多平易浅近之作。中晚年由于被贬，诗风也因此大变，改为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和杜甫诗歌，因而具有较多的现实内容，表现的情感也比较真实感人。代表作有《对雪》、《感流亡》等。

    宋仁宗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诗人，对诗歌进行了改革，将诗歌引入了新的方向。他们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多写古体诗，拉近诗歌与政治与社会的距离，在艺术上进行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新的尝试。

一、欧阳修

    欧阳修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改革中虽不是先行者，却是影响最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创作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身居高位的优势。他的诗，就内容来说，各类题材都有，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作品，例如《食糟民》、《答朱案捕蝗诗》、《答杨子静两长句》。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位士大夫的可贵良知。就艺术而言，欧阳修的诗已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他是有意学习模仿唐代诗人韩愈。例如《洛阳牡丹图》、《吴学士石屏歌》等，已初步表现出宋诗重“意”的特点。他的一些诗写得平易疏畅，如《戏答元珍》，这首诗作于被贬夷陵之时，从语言来说，可谓平易通畅，但其中的达观情怀却是以往的贬谪之作中很少见到的。而这也正是宋诗的特点之一。欧阳修诗从整体上看，写得平易疏畅，不用典，既不像白体那样浅俗，也不像晚唐体那么寒酸。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梅尧臣

    梅尧臣是北宋中期比较早地有意识纠正西昆体诗风的诗人，与欧阳修来往较多。他的诗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他的很多诗是关于政治和民生疾苦的。例如《田家》、《陶者》、《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这些诗歌对于拉近诗歌与政治、社会的距离，增强诗歌的严肃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汝坟贫女》这首诗的小序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可见是为冻死的军人而作，杜甫“路有冻死骨”的描写又复现诗歌创作中，“三吏”、“三别”的精神又得到了体现。这在晚唐至北宋初的诗歌中是很少见的。

    第二，他在扩大诗的题材上作了新的尝试，将一些过去不入诗的事物、现象写入诗中，如丑而老的妓女，不雅的虱子、跳蚤、乌鸦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多少美感，但对开拓诗的表现领域，纠正西昆体的所谓高雅大体，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第三，他的诗总的风格是平淡。这种平淡风格的取得，是与他多写琐碎题材、多表现自然淡远的意境、多运用平淡的语言分不开的。这也是对西昆体华丽典雅的一种纠正。

三、苏舜钦

    苏舜钦在诗歌上与梅尧臣齐名，人称苏梅。苏舜钦与梅尧臣有很多相似之处，诗歌也常写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如《庆州败》、《吴越大旱》等。但是，无论表现哪方面的内容，苏舜钦在风格上与梅尧臣都迥然不同。如《庆州败》这首诗对北宋朝廷和军队的讽刺嘲笑，可谓淋漓尽致，毫不留情，这种大胆直露，是梅尧臣诗里所没有的。即使是写景，苏舜钦也表现出一种豪气，如《淮中晚泊犊头》既鲜明如画，又意境阔大，精致之中不乏豪气。欧阳修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道出了两人的特点。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诗

    宋诗重“意”的特征在欧阳修、梅尧臣以及苏舜钦的诗歌上已初步表现出来了，到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中，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特别是苏轼和黄庭坚，更是将这种重“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宋诗的学者化倾向到这时也表现得非常典型了。

一、王安石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例如《河北民》反映了边境农民遭遇大旱时的困苦。其他如《感事》、《省兵》、《收盐》等，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这些特点即使在咏史这样的题材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明妃曲》这首诗写的是王昭君的故事，但诗中颇多议论，既为毛延寿平反，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皇帝，十分大胆直露。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如《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等。前一首“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护田”、“排闼”均取自《汉书》，因而是“用汉人语对汉人语”；后一首“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向来是炼字的典范。这两首诗在用字、对仗上均下了极大的功夫，但表面看来并无奇特之处，真正达到了他赞美唐人张籍的“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的境界。《石林诗话》卷上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檃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王安石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远远大于前期诗歌。

二、苏轼

    宋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属苏轼。苏轼的诗题材极为广泛，涉及社会、自然、艺术、宗教以及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既有政治诗、题画诗，又有写景抒怀、咏物言志之作。他的政治诗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表现了对统治者的批评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题画诗如《题王维吴道子画》等，表现了他精辟的艺术见解。当然，最值得注意，同时也是数量最大的是写景抒怀诗。这一类诗集中表现了苏轼的艺术个性，也代表了苏轼诗歌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写景抒怀诗，并不是只由写景和抒怀这两种要素构成，而是将写景、叙事、抒情、言理等揉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景、事、情、理相统一的艺术世界。他的这类诗集中表现了人生、景物的变幻，并用哲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种变幻。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两首诗均表现了人生的变幻，一方面对这种变幻深感无奈，另一方面又跳出这种变幻，站在变幻之外看变幻，因此，诗中表现出来的主要不是人生的悲哀感，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哲理性感悟，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般而言，诗中言理容易流于枯燥乏味，苏轼的诗说理虽多，却令人爱不释手，可读性极强，原因在于：

    第一，他并不是单纯地说理，而是将情、理、事、景融合起来，理从事出，理从景出，并且理在情中。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开头两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既是说理，从中流露出来的人生感叹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抒情。理与情乃是由渑池所见之景及经历之事触动而发。

    第二，苏轼具有一种“触处生春”的本领，因而将诗写得生动异常，富有美感。这种“触处生春”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他能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掘出深刻的道理，例如《题西林壁》；另一方面表现在他能通过新鲜的比喻将难言之事、理、感受等非常形象地写出来。例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比喻。另外，苏轼诗也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例如《纵笔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白须萧散而功业无成，本是沉重悲痛之事，在他笔下却呈现出喜剧场面，这与中国古代诗歌“惟以悲哀为主”的传统是大不同的。苏轼诗写得才气横溢，灵光四射，读来毫无陈腐气，且又极重“意”，文化底蕴十足，所以一向被认为是宋诗的代表。

三、黄庭坚

    在宋代，黄庭坚被认为是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诗人，所以有“苏黄”之称。黄庭坚之所以能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二是因为他诗歌本身的成就，三是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

    黄庭坚诗歌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阐明了具体的写诗办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黄庭坚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可见，他是主张创新的，一般的诗歌理论也强调这一点。但是怎样才能创新？一般人总强调要广泛学习，转益多师。让人难以找到具体的突破口。黄庭坚则认为，可以通过“以故为新”来实现。“以故为新”的具体办法就是“夺胎换骨”，即“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卷一引）。这就意味着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作品的加工改造上，一是不改变前人作品的意思，但用新的语言来表达；一是袭用前人的语言，但表达的是新的意思。此外，他还对诗歌句眼的设置、句律的运用、章法的安排等发表了具体的意见。这样的办法虽然不算高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对学诗者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它与一般的泛泛而谈的诗歌理论是不同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宋代也是别具一格的。从内容来说，黄庭坚的诗不像他以前的宋代诗人那样比较关注政治、社会问题，而更多的是写景、酬唱，抒发内心感受。

    艺术上，黄庭坚的诗具有多方面的特点：

    一是用典多。他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既然作为榜样的杜甫、韩愈都是“无一字无来处”，他自己作诗就可想而知了。例如他那首著名的《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几乎一句一典，但用得灵活机智，言外有意，令人佩服。他的另一首名作《寄黄几复》算是写得比较平易的，但其中也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二是务新求奇，为人所不为。黄庭坚在诗歌上不肯蹈袭前人，力求在格律、节奏、意境、结构以及修辞手法等各方面都自创一格。例如，诗歌格律形成已久，已成定规，他则有意多用拗体，打破定规。五七言诗的节奏也已形成传统，但他却用读来拗口的节奏，例如《题竹石牧牛》中的“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三是具有一种独特的幽默诙谐感。黄庭坚是公开主张诗歌可以“打诨”的，因此，他将诗的娱乐特性发挥到很高的水平。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轼很接近。

    宋代的诗，从王安石开始，重视学问根基，强调书本知识的灵活运用，这种倾向到了黄庭坚时，可以说达到了高峰。

    南宋初，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余人列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创作具有与黄庭坚类似的众多特点，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江西诗派的诗人中，除黄庭坚外，特色较鲜明，影响较大的是陈师道。

第三节 南宋初中期诗

    南宋初中期的诗歌以南宋四大家为主。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这四大家虽然早期曾受江西诗派影响，但除尤袤外，其他三人均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自创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在四大家之前，还有一批所谓的“南渡诗人”，即从北宋到南宋初的诗人，他们以陈与义、曾几为代表，其特点是由于“靖康之难”的影响，突然改变了诗风，诗中的爱国情绪表现得十分强烈。这对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诗风有直接影响。

一、杨万里

    杨万里早期也受江西诗派影响，后来才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有少部分与政治、社会有关，如《怜农》、《初入淮河四绝句》等。但更多的是以自然和日常生活为题材，从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诚斋体”。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善于发现和捕捉自然和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没有注意和描写的富有情趣与美感的景象。例如：“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新柳》）诗中所写的这两种情况在以前的诗中是很少见到的，而杨万里则专门注意这方面的情况，读来妙趣横生，颇有新鲜感。第二，语言上不用典，不避俗俚，平易自然，雅俗共赏。杨万里的诗既有通俗如“拖泥带水”、“手忙脚乱”之类的词语，又有典雅庄重的句子，读来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这与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喜欢掉书袋用典的作风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风格幽默风趣。在这一点上，杨万里与苏轼、黄庭坚有类似之处。所以有人说，无趣不成诚斋诗。例如《插秧歌》全用对话体写成，将农夫比喻成战士，令人发笑。

    诚斋体的出现，为宋代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风，它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范成大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的仕途比较顺利，曾任中书舍人、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等，后以病退隐苏州石湖。有《石湖居士集》。

    范成大早期的诗也是江西风格，中年以后才有所变化。一部分作品是描写政治、社会问题的，如《催租行》、《后催租行》；也有些表现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州桥》等。范成大退隐以前的作品虽然写得很多，但没有形成特殊的风格，真正给他带来声誉的是退隐苏州石湖后写的作品，其代表作是《四时田园杂兴》。

    《四时田园杂兴》共60首，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突出的贡献在于全面地表现了农村的各个方面。在范成大以前，描写田园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主要表现田园的优美宁静和文人的隐居之乐；一类以《诗经》中的《伐檀》等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主要表现农村中农民生活的困苦。范成大的可贵之处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了，因此《四时田园杂兴》中既有农家景物、风俗、岁时，又有农民的劳动、苦难。例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这些诗单独就某一首看，不足为奇，合在一起，则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有人称范成大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三、陆游

    陆游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是南宋成就最高的诗人，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

    与南宋初、中期的其他诗人一样，陆游早期也受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自创面目，自成一家。从内容来说，陆游的诗主要有两类，一类表现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一类写景物和日常生活。这两类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不同的特色。毫无疑问，第一类是陆游诗歌的主旋律。这类作品很多，总的来看，主要由两方面的主题构成，一方面是表现许身报国、恢复中原、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一方面是表现壮志难酬的苦闷、报国无门的悲愤。这两方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书愤》这首诗既有对往日壮志豪情的回忆，也有对今日功业无成的悲叹，今昔交织，读来令人感叹唏嘘。类似的作品很多。

    这一类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突出特点：

    第一，往往借助于梦境的描写来表达恢复中原的愿望。例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五月十一日夜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这类诗，据清人赴翼统计，达99首之多。

    第二，往往不对某一事物作静态细致的描绘，而是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例如《金错刀行》，诗中固然有“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南山晓雪玉嶙峋”之类看起来比较客观的描写，但只是粗线条的描述，而且在全诗中所占的比重很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主观化的描写，全诗的重点在于诗人情感的直接渲泻。类似的写法还有《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

    第三，语多豪壮。如《长歌行》等。这些特点构成了陆游诗豪放浪漫的风格，接近唐代诗人李白，陆游也因此有了“小李白”之称。如《长歌行》，诗中的豪气、豪情令人感动，超凡的行为更是罕有其匹。

    陆游的第二类诗以描写日常生活及景物为主，也颇具特色。诗人往往从平常的景象中体悟出特别的意味，因此写得意境优美，耐人寻味，在平淡自然的风格中，时常可见对语言的精心锤炼。例如《游山西村》、《剑门道中遇微雨》等。这一类诗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第四节 南宋后期诗

    从南宋初期开始，就已经有诗人有意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如南宋四大家，但因他们出生较早，未能完全奏效。南宋中期以后，随着新一代诗人的出现，他们已完全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使诗歌重新回到唐诗的道路上去了。这些诗人主要是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不过，他们所回归的唐诗，并非李、杜或其他诗人的诗歌，而是中晚唐以贾岛、姚合、许浑为代表的诗歌。

一、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指的是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字灵芝）、翁卷（字灵舒）。他们的诗以贾岛、姚合为宗，多为近体，喜用白描，不用典，主要描写山水自然和自我感受，境界狭窄，讲究苦吟，诗风单一。例如：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 黄梅时节了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

    这两首诗算是四灵作品中的优秀之作，但还是显得小气。

二、江湖派

    江湖派是稍晚于四灵，并受四灵影响的一个诗派，因作品多收入《江湖集》而得名。他们多为落第文人、江湖清客。诗风不一，有的粗犷豪放，有的幽静清苦，有的新奇，有的旷达。代表人物主要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

    南宋末年，随着抗元形势的日益恶化，出现了一批爱国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等。他们的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情感真挚，感人至深，成为宋代诗歌的最后一道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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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宋代散文

    这里所说的散文指的是古文。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倡导的古文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宋代的古文家树立了榜样。可以说，宋代的散文是唐代散文的继续。但因韩、柳的古文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自身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古文的文体特征问题、古文的功能问题等。因此韩、柳之后，他们所极力反对的骈文又死灰复燃，统治了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的文坛近二百年。这样，解决古文自身存在的问题，再次将骈文从文坛统治者的地位拉下马的任务就落在了宋代散文家的肩上。事实上，宋代散文家在这两方面是做得极为出色的，后人公认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宋人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功。宋人将散文的功能从“载道”引向了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使之具有了空前的生命活力。同时，又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摒弃了他佶屈聱牙的一面。因此，宋代的散文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大家。明清散文实际上是在宋代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节 欧阳修与北宋初中期散文

    宋代开国以后，文坛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骈文。到了宋真宗时期的杨亿手里，骈文更是如日中天。与此同时，一些古文家也开始活跃，如穆修、柳开、石介等，他们自印韩愈文集，以学韩为荣，但除个别作家（如王禹偁）外，理论和创作上均无突出的创造，所以难成气候。不过，他们的尝试与努力开了宋代古文写作的风气，为以后的散文家写作古文提供了借鉴。欧阳修的散文正是在反对骈文和纠正前期古文家的失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理论上，欧阳修一方面主张道胜文至，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章之“道”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圣贤之道，而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列入“道”中，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行为。同时，认为文章的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反对韩愈等人的奇险怪诞，主张平易。欧阳修的散文正是他的理论主张的实践。他的散文内容充实，题材丰富。既有政论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朋党论》、《与高司谏书》；也有写景抒情之作，如《秋声赋》、《醉翁亭记》；又有叙事怀人的作品，如《苏氏文集序》、《祭尹师鲁文》。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风格平易流畅。在欧阳修之前的古文，无论是韩、柳还是宋初的其他古文家，都免不了奇险艰涩的毛病，欧阳修在韩、柳之后第一次全面成功地创作出了这种没有奇字难句、文从字顺的散文，这在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的一段文字：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这段文字写的是李克用临终告诫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勗不忘报仇，李存勗不忘父志，郑重其事的事。所写的内容很丰富，但是，作者娓娓道来如谈家常，既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难字难句，简洁而流畅。

    第二，艺术手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且颇多创新。例如《醉翁亭记》用二十一个“也”字构成意义和节奏的递进和变化。《秋声赋》以形象的手法描绘秋声等。

    第三，无论写景、抒情还是说理，都能引人入胜，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他的名作几乎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醉翁亭记》中间的一段：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然乎其中者，太守醉也。这一段表现的是滁人游、太守（作者）宴、众宾欢、太守（作者）醉的四种情况。作者通过整齐的句式，富有典型意义细节和场面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滁人的欢乐和太守（作者自己）的欢乐，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喜悦的世界中，读来引人入胜。在这一点上，欧阳修是有着特殊的本领的。

第二节 王安石、苏轼与北宋中后期散文

一、王安石

    王安石的散文是欧阳修所进行的散文革新的继续，但在艺术风格上具有自己的强烈个性。总的说来，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数量最多的政论性散文中。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这些散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或绵里藏针，说理充分。都表现了无可辩驳、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

    他的另外一些散文虽然写得不长，但也表现了同样的特点。例如《游褒禅山记》虽是一篇游记，却如议论文，议论精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读孟尝君传》不过九十字，却推翻了千古定论。这样的作品，非别具只眼，是绝对写不出的：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呜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短小的散文一反千古以孟尝君能得士的观点，认为孟尝君正是因为不能得士，所以，真正的士不到他的门下，以至于齐国虽有强大的实力，但却不能南面而制秦，他自己也只有依靠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才脱于虎豹之秦。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但是读后又不能为他的独特见解所折服。

二、苏轼

    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欧阳修散文与王安石散文的综合与提高。

    苏轼在理论上强调文章要有“意”（观点、意图、情感等），认为“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也就是要求文章应有中心，围绕中心作文。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了“辞达”和“自然为文”的说法，即写作时，根据自己的艺术感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然地把对事物的感觉和理解写出来。

    苏轼的散文创作印证了他的散文理论。在内容上，苏轼的散文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此前任何散文家都无法与他媲美。以前根本不能写入文章的很多内容，均能在苏轼的散文中找到。在艺术上，苏轼散文不仅文体多样，而且如他的诗歌一样，触处生春。议论时，能像王安石一样，鞭辟入里，发人所未发，如《留侯论》。《留侯论》是一篇史论，论述的是西汉时的著名人物张良，重点写了他受书於圯上之老人的事。这件在过去众说纷纭的事，在苏轼看来，只不过是圯上之老人对张良的考验，张良之所以得到兵书，是因为他能忍。而他辅助刘邦最终打败项羽，是因为他教会了刘邦学会了忍。由此认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观点虽然片面，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写景时，能像欧阳修一样，以寥寥数语，写出景象的特点，营造出富有诗意的意境，例如《石钟山记》、《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以《前赤壁赋》第一段为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一段文字描写的是月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用简洁的笔墨，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月夜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他极善于将写景、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然而不露痕迹。不妨来看一下《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篇短小的写景抒情散文表现了作者闲适的心态。其洒脱的风致、简洁的风格，颇有魏晋人的风范。文中所写之事，所写之景，所抒之情均未加浓墨重彩，只廖廖几笔，便令人神往。

    总之，苏轼的散文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程式，充满活力，毫无陈腐气，且有特殊的情韵，确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曾巩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弟苏辙虽然也被列为散文大家，但今天看来，他们的作品除苏洵《六国论》、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少数名篇外，就总体成就而言，与其他散文大家相比，无疑就逊色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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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话本小说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的剧增，通俗的民间文学在宋代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话本小说是宋代民间文学的代表。

第一节 话本的产生和类别

    在宋代城市的大众娱乐场所“瓦肆”中，有一种以讲故事、说笑话为主的活动，即“说话”。“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四家中，小说、讲史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实际上就包括了宋代的小说与讲史这两种。

    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宋代的讲史话本有《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这些话本以正史为主要依据，但也采入一些传说、异闻等，同时也不免虚构，以增强吸引力。它们的情节往往较曲折，篇幅较长。元明清的历史小说正是由此演变而成的。

第二节 小说话本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宋代小说话本主要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及“三言”中。一般为短篇故事，多表现现实生活，其中爱情和公案题材比较多。作品人物形象鲜明，颇具个性色彩，善于通过行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女性形象塑造尤为成功，如《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情节安排曲折生动，脉络清晰，引人入胜。基本运用白话，通俗简明，生动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代表作有《错斩崔宁》、《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碾玉观音》通过出身贫寒被卖到郡王府的女奴璩秀秀为争得自由，寻求美好生活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的描写，表现了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同封建统治者顽强斗争的意志，歌颂了他们纯洁、善良的心灵和反抗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残酷压迫。作品情节曲折离奇，波澜起伏。故事以鬼魂复仇结尾，深化了主题，既表现了秀秀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又寄托了人们恶有恶报的愿望。小说中秀秀的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直率泼辣、顽强机敏，崔宁的憨厚朴实、而又怯懦，咸安郡王的骄横残忍，郭排军的狡猾奸诈，都表现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例如写秀秀、崔宁在咸安郡王府大火逃出后相见的情形：秀秀道：“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秀秀咄咄逼人，大胆主动，相反，崔宁作为男性，却始终处于守势，憨态可掬。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小说史的历史变迁》）。确实，宋代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这是一个突出的进步。在人物塑造上，宋代话本小说以平凡人物为主，不再将非凡人物作为主要的塑造对象，这是中国小说进一步走向平民化的标志。另外，宋代话本小说采取的是在“说话”这样的场景里展开故事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叙述模式后来成了白话小说的经典叙述方式。以上几个方面对于明清小说、白话小说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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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辽金文学

    在宋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境内还先后存在着辽金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公元916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辽。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建立金国，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峙，1234年灭亡。这两个朝代历时240年，期间也产生了不少作家作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是元好问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第一节 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曾任金国的县令、左司都事等官。元灭金后，他退居故乡从事著述。他是金国成就最高的作家，诗、词、文均有较深的造诣，其中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有《元遗山集》。

    元好问生长于金元易代之际，所以，其诗多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对金元之际的民族矛盾有较多的表现，如《雁门道中书所见》、《岐阳》、《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等。艺术上，元好问的诗既有南方诗人词藻华美的优点，又有北人风格刚劲的特色。语言精炼准确，富有表现力。虽有雕琢之功，但无斧凿之痕。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被认为是“东坡后又一能手也”（沈德潜《说诗晬语》）。

    例如：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生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之二）

    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穗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追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腾，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亦何苦!（《雁门道中书所见》）

    前诗写于1231年，当时蒙古军攻占风翔之后，秦地百姓被迫东迁，路上死者无数。作者无限感慨，写下此诗，从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也可以看到作者在用词造句上的讲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诗则是杜甫“三吏”、“三别”的同调。

    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受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启发，对建安以来的诗歌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表明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论诗喜爱淳朴自然，反对雕琢华绝。因此他说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而不满沈、宋的追步齐梁。他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清新豪放，能够表达诗人悲壮的情怀与远大的抱负，所以他激赏《敕勒歌》中所表现的“中州万古英雄气”，李白的“笔底银河落九天”，韩愈的“江山万古潮阳笔”，而不满孟郊的穷愁苦吟。推崇曹氏父子及刘琨等人，而看不起温、李新声的柔靡：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正因为这样，他称道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功绩，以为“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而不满江西诗派，说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对苏轼、黄庭坚的作意好奇，百态争新，也有所讥讽。他以为杜甫的“画图临出秦川景”，是由于“眼处心生句自神”，即广阔的视野激发了诗人的创作，而陈师道的闭门觅句，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元好问这些意见是针对文坛时弊而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以组诗形式系统评论古今诗人的做法，引起后人的仿效，如清代王士祯就有《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

第二节 《西厢记诸宫调》

    所谓诸宫调，就是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一种讲唱文学。它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用不同宫调的若干短套联成长篇，杂以叙述，讲唱一个长篇故事。据传，其首创者是北宋末年的民间艺人孔三传。《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部完整的诸宫调作品。《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是董解元（董解元的生平已无可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通称），它由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而成。董解元保留了《莺莺传》的大致情节，但在四个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在思想上，改变了原作对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偏袒和对女性的偏见，突出了歌颂婚姻自由的主题，使作品有了本质的提高；在人物塑造上，不仅增添了不少人物，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主人公的性格，使之成为正面形象，而且个性更为鲜明。例如张生，原来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物，董解元将他改编成一个有情有义、始终忠于爱情的正面人物。又如崔莺莺，原来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弱者，董解元将她写成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坚强女性。在情节安排上，增加了佛殿相逢、月下联吟、兵围普救寺、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情节，使故事更为曲折生动。在艺术手法上，大量吸收古曲诗词的典雅词语和借景抒情的手法，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使作品更具诗意，如《长亭送别》等。同时，又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口语，使作品更生动活泼。例如[黄钟宫·出队子]：滴滴风流，做为娇更柔，见人无语便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压旧愁。天天闷得人来彀，把深恩都变做仇，比及相见，待追求，见了依前还又休，是背面相思对面羞。与一般散曲的通俗活泼没有多少区别。

    正是由于董解元在以上几个方面对《莺莺传》作了较大的改动，从而使《西厢记诸宫调》成为一部具有很高水平的作品，为王实甫《西厢记》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