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指从东汉建安年代到隋统一这一历史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四百年里，各种力量为了争夺统治地位或扩大统治范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政权更迭十分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是世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也引起了庶族对士族统治的强烈不满。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汉代还相当落后的东南地区，经过六朝的相继开发，使得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各民族逐渐由征战走向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又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元化。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风行，使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相对衰微，尽管这些思潮不可避免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在历史行程中，无疑是重要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尤其是诗歌，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称“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文学日益改变了它作为宣扬儒家政教工具的性质，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人士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并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学作品的日见丰富，使得文学逐渐与其他学术相区别，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价历代作家的得失，也就提到日程上来，带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文学繁荣的另一标志是文学集团的空前活跃。先后出现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包括陆机、左思在内的“二十四友”，包括沈约、谢朓在内的“竟陵八友”等。这些文学集团的出现促进了文学的兴盛，造成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生，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文人诗外，还有南北朝乐府民歌，辞赋，小说、文论等。魏晋南北朝也是文的重要发展阶段。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玄学及佛教、道教从兴起走向兴盛，都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学创作不仅逐渐摆脱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括辞赋、骈文与散文三种形式。散文较之两汉散文，有着明显的变化，一变板滞凝重的面目而为清峻、通脱；辞赋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格局，抒情小赋的出现，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受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的风气的影响，骈文出现并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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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安文学
建安（196—220）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文学的代表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第一节 三曹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他的一部分诗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一部分诗抒发了他的人生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如《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气概和宽广博大的胸怀；《龟虽寿》抒写了年命有尽而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短歌行》抒发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曹操创造性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送葬时的挽歌，在曹操笔下却以其反映现实的鲜明性被称为“汉末实录”。此外，他的四言诗为已经僵化板滞的形式注入新的活力。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曹操的散文最突出地体现了迥异于汉代的清峻、通脱、华美、壮大的风格。他的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写得朴素自然，清峻简约,不受礼法约束，不加雕饰，直抒胸怀，情真意切。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题材上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居多。借传统题材表现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气氛，以及人生多故的伤离悯乱。风格清丽婉约。最著名的是《燕歌行》二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一描写女子在凄凉的秋夜里辗转难寐，思念远人，细腻委婉，缠绵悱恻，传诵不衰。曹丕文章的语言渐趋华美，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代表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文笔清秀隽丽，是一篇含蓄深情，情文并茂的杰作。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其前期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幽并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
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不平。题材大致有四类：一是抒发自己和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懑，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全诗共分七章，愤怒控诉曹丕集团对兄弟诸侯的残酷迫害，抒发了自己悲痛、恐惧、凄凉、愤慨等种种曲折复杂的感情。二是传统的闺怨题材，借思妇、弃妇的怨叹，表白自己的心迹，如《七哀诗》代思妇立言，从中寄托了自己的遭遇和感慨，情思哀婉，想象新奇。三是直抒胸臆，述怀言志，如《杂诗》其五直抒慷慨报国不甘闲居的志向。四是游仙诗，除少数表现求仙得道、服食长生外，大都是借游仙这一传统题材曲折表达了因人世险恶而隐居避世的向往。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散文抒情言志文辞剀切，叙事论理简练有序，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引经据典，仿佛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如《求自试表》博引典实，反复设喻，层层推进，情词恳切，将自己的一片忠心和急于事功之情抒发得既淋漓尽致又委婉曲折。艺术形式上，使用了大量骈俪句式，但能骈散相间，句子长短参差，错落有致，因而工整而无萎弱之弊。
其《洛神赋》是黄初三年（222）曹植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和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
第二节 七子与蔡琰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最为突出。
王粲（177-217），字仲宣，今存诗23首，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七哀诗》三首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诗写自己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所见所闻，通过亲眼所见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悲惨场面，概括了战后生灵涂炭的惨象，揭示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写来感情深沉，慷慨悲壮。
刘桢（？-217），字公干，今存诗20余首，分为赠答诗和游乐诗两类。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其中第二首写松树在风霜冰雪摧残下仍然“端正”挺拔的英姿本性，最为豪迈俊逸。
七子中的其他诗人也都有一些著名的作品，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借秦代民谣写繁重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位孤儿被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残酷的社会现实。徐干《室思诗》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哀怨缠绵，堪称佳作。
除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中孔融、陈琳、阮瑀的文章亦文气充沛,辞彩壮丽,颇具战国纵横家之遗风。总的说来，建安时代优秀的散文作品,大多情怀慷慨,文质彬彬,气势飞动流宕。
蔡琰，字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重嫁同郡董祀。相传为蔡琰所作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悲愤诗》比较可信。此诗长达540字，是建安文人诗中唯一的长篇叙事体抒情诗。全诗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自己遭祸被虏的缘由和被掳入关途中的痛苦；第二段叙述在南匈奴的生活和听到被赎消息悲喜交集以及母子生离死别时的惨痛；最后一段记叙归途和到家后所见所感。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散文还有诸葛亮的《出师表》。这是建兴五年（227）他准备出师北伐，临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一道奏章，情词恳切地表白了自己为蜀汉竭忠尽智的决心和匡复天下的志向。文章所表现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胸襟和眼光以及献身精神，赢得了后代无数志士仁人的崇敬和仰慕。文章思深旨远，说理透辟，逻辑严密，层次井然。通篇情真意挚，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一字一句都从肺腑中流出，有强烈的感染力。全篇以散句为主，间用骈句，既整齐而又富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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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的正始时期，指的是曹魏后期到司马氏以晋代魏这一时期。其时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各自网罗党羽，扩大势力，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残酷。尤其在司马氏集团掌握政权以后大肆诛杀曹魏集团，造成中古史上“名士少有全者”的最黑暗恐怖的时期。充满阴谋和篡夺的险恶斗争，恐怖政治的压力，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使正始诗歌的内容与风格呈现出与建安诗歌迥然不同的面貌。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竹林七贤是玄风大兴的产物，谈玄促进了他们的交游，但彼此志趣并不相合。阮籍醉酒佯狂不问世事，嵇康终因公然不与司马氏合作而被害，此二人是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第一节 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曾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做过步兵校尉，故世人称“阮步兵”。阮籍年轻时有济世志，但随着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只得放弃了自己的雄心。他用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终日饮酒，不问世事，“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如此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虽避免了杀身之祸，但内心极端痛苦。史传记载他“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82首。八十二首诗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因内容集中，风格和表现手法接近，可以看成五古咏怀组诗。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抒写内心激烈的矛盾和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奠定了整个组诗的基调。诗人用象征的手法，通过他夜中难寐、徘徊户外的一系列举动和眼前所见所闻，抒发了一种既难以名状又难以排遣的深沉愁绪。再如其十七“独坐空堂上”，写遥望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唯见失群的鸟兽惊惶奔飞，抒发了强烈的孤独感和忧生之嗟，给人以震撼。有时诗人的内心情感也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现，如其三十三“一日复一夕”直陈“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倾诉了在动荡不定、变幻无常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哀伤、焦虑、忧愤的心情。这样的作品在《咏怀》中有相当数量。
二是讽刺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和专制残暴，批判维护世族统治的儒家礼法的虚伪。这一类作品也往往不是对人物、事件作具体描绘，而主要是抒发由历史事实引起的盛衰之叹。如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由古吹台引起联想，用战国之魏喻曹氏之魏，影射魏王只知歌舞行乐，不知养兵用贤，难免重蹈前人亡国的覆辙。其十一“湛湛长江水”对楚国君臣荒淫误国行径的揭露，显然也是针对曹魏王朝的。更多的盛衰之叹则是针对恐怖政治而发，但这类诗多用曲笔，写得更为隐晦曲折。一般不具体记述史实，而着重抒写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思考。诗中还有不少篇章揭露和讽刺了那些趋炎附势的名利之士和虚伪做作的礼法之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卑鄙的灵魂，如其六十七“洪生资制度”。
三是借饮酒、求仙表现遗世独立、高蹈出尘的情怀。阮籍在诗中赞美了巢由、夷齐、四皓等隐士，也一再抒发“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其三十二）的隐居求仙的愿望，但这一切都不过是诗人企望逃避现实、排遣苦闷的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而已。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这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经历决定的。正如李善《文选》注所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造成这一艺术效果的主要原因是《咏怀》诗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比兴象征手法，并加以玄学性的创造发展。具体做法一是将象征手法与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再加上典故的多义性，使诗寓意深邃难明；二是用多种比兴构成完整的意境，使寓意藏而不露。故钟嵘《诗品》评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阮籍《咏怀》开创了五古咏怀组诗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从唐代陈子昂、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组诗形式和哲理与诗情结合的特点中，都不难看出对阮籍的继承。
阮籍的散文,不仅在精神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使气骋辞,以情被质，一些受玄学思辨精神浸染的论说文,尤其说理透彻、论证严密，其《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等，均属此类。
第二节 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是魏晋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他爱好老庄学说，大胆标榜“非汤武而薄周孔”，以“自然”对抗“名教”。司马氏专权时，他公然以隐逸表示不合作，招致杀身之祸。
嵇康诗文兼善，现存诗50多首，主要抒写世路险恶，人生忧患。其中四言居大半，清隽雄秀，颇有独创。代表作是《赠秀才入军》18首，是一组各自成篇而又相互勾连的四言诗。第九章想象入军纵马驰骋豪迈倜傥的雄姿，第十四章描写诗人隐居俯仰自得的雅兴，都生动传神。其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两句，透露出诗人高峻的人格和傲世的精神风貌，是广为传诵的名句。
嵇康的四言诗，形象鲜明，意境深远，在形式上改变了此前四言体多用虚字和单音词的句式，采用赋体大量运用双音词的对偶句式，语言精练清新，更加灵活自由。为四言诗的发展及形成新的美学品格做出了贡献。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一篇与司马氏集团决裂的宣言书。文章申明自己不愿当官是为了远祸全身，并非不慕荣利，提出做官“必有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充分地表现了对世俗礼教的鄙夷和蔑视。文中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异乎寻常的大胆。他的文章篇幅宏大，情绪激烈，分析深透，自由挥洒，文字骈散交错，灵活自如，具有通脱恣肆、朴质自然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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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晋文学
两晋一共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时间，西晋的建立，社会有过短暂的繁荣，其后祸乱迭起，先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又有异族入侵的“永嘉之乱”，南渡之后，或安定，或战乱，动荡不定。独特的政治面貌使两晋诗坛形成了独特的风貌。西晋太康中出现了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陆机、潘岳讲求雕章琢句，诗风繁缛华丽，代表着当时文坛的主流，只有左思独树一帜，以矫健的笔力抒写了寒士的不平，直接继承了建安风骨。东晋诗坛玄风笼罩，玄言诗流行一时，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东晋末年出现的陶渊明不仅是东晋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第一节 傅玄、张华
傅玄（217-278），字休奕，西晋初期的重臣。现存诗百篇左右，绝大部分模拟汉魏乐府，其中以描写妇女命运的为最多。如《豫章行?苦相篇》，描写一位年长色衰的弃妇，概括了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命运，表达了作者的同情。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典雅有余而创新不足。
张华（232-300），字茂先，博学多识，名重当时。现存诗30首，大都为乐府诗，内容多模拟前人。如《轻薄篇》、《游侠篇》、《游猎篇》等，均模仿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而作。其诗多写男女之情。故钟嵘《诗品》谓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情诗》五首是他的代表作。
第二节 陆机、潘岳、张协
陆机（261-300），字士衡，出身江东大士族。曾任平原内史，人称“陆平原”。陆机今存诗一百多篇，被誉为“太康诗人之首”。其诗内容多为拟古，文辞繁缛，语言华美典雅，多用排偶，少数写行役之苦、离别之哀的作品表现了作者的真实感受。《赴洛道中作》二首是其中的成功之作。诗中描写了行旅途中所见景象和客游的哀伤，以山川的遥远，道路的漫长，日以继夜的艰辛，衬托出难遣的孤独愁闷与对前途的畏惧。整首诗将工整的对偶和真切的写景寓于回环往复的章法之中，且造语新奇，观察深细，因此极富表现力。
潘岳（247-300），字安仁，姿仪秀美，才名冠世。潘岳辞藻艳丽，与陆机齐名，钟嵘《诗品》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他善叙悲哀之情，诗以《悼亡诗》三首最为著名，诗作于其妻逝世的周年，其一抒写离家之前的心情，发端慨叹光阴荏苒，与妻子已是泉壤永隔。继写去留两难，茫然不知所措的悲哀。最后写徘徊空房，触目都是亡人留下的遗迹，倍觉伤情。全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悼亡》成为悼念妻子的专有名词，在他之后，唐代元稹的悼亡诗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张协，字景阳，是“三张”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以写景的细致真切见长。代表作有《杂诗》十首。其一“秋夜凉风起”写思妇感时怀远之情，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思妇的离情化为一片凄清的环境，借房栊久无人迹，庭前秋草凄绿，空墙长满青苔，屋内蛛网尘结的萧索景象，曲折地表现她因节物变化而触发的深长的孤独和忧思。真切细腻，耐人寻味。
第三节 左思、刘琨、郭璞
左思（250-305），字太冲，出身寒素家庭。今存诗仅14首，抒写怀抱，抨击现实，多反抗不平之音。气势雄健，笔力劲拔，辞采壮丽，形象鲜明，人称“左思风力”。奠定了左思在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是《咏史》八首，八首诗各自独立成章，意思又互相承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如其一“弱冠弄柔翰”当作于晋朝初建、尚未平吴之时，诗人自叙文才武略和用世之志，胸襟豪壮，气概非凡，反映了寒士阶层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咏史》中最著名的是其二“郁郁涧底松”，这首诗用“涧底松“与”山上苗”的鲜明对比，揭露和抨击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对人才的压抑，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激起后世无数有才之士的共鸣。
左思《咏史》在艺术上继承了汉魏诗人抒情与言志结合、写实与寄托并用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他将咏史与咏怀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在表现上更富于变化，如比喻、对照、比兴、议论的多种手法兼用，进一步丰富了咏史题材的艺术表现力。
左思还有《杂诗》、《招隐诗》、《娇女诗》等作品。他的诗虽受所处时代诗风的影响，也有典雅精切的一面，但因胸襟高旷，笔力雄迈，故能拔出流俗，“陶冶汉魏，自铸伟词”，成为西晋成就最高的诗人。
刘琨与郭璞同是西晋覆灭、东晋初建之际的重要作家。刘琨（271-318），字越石，出身士族。早年好老庄，喜清谈，后来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激发了他的报国情怀，诗风也呈现出格调悲壮、刚劲清拔的特色。刘琨存诗仅3首，《赠卢谌》、《重赠卢谌》和《扶风歌》，都作于后期，表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热情和壮志未酬的悲愤。《重赠卢谌》作于诗人被囚禁时，是其临死前的绝笔。此诗一起连用六个典故，抒写了诗人在危厄处境中仍想救助晋室的怀抱，继而倾诉了日月流逝而功业未就的悲哀，最后连用三个比喻，表达了时不我与，世途险恶，英雄末路的一腔遗恨。感情沉痛，悲而能壮，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郭璞（276-324），字景纯，博学多识，又好阴阳卜筮之术。其代表作《游仙诗》14首，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歌咏高蹈遗世的精神，寄寓仕宦失意、惧祸避乱的情绪和苦闷的情怀。名为“游仙”，实为咏怀，所以《诗品》说它“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如其一“京华游侠窟”便是说仕宦不如游仙，隐逸又胜于求仙，歌颂了隐逸生活的美好和自由，借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不满。郭璞这一组《游仙诗》，词意慷慨，寄兴深远，既是对从屈原到阮籍的浪漫精神的继承，又从精神到艺术表现对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和李贺《梦天》有明显影响。
第四节 玄言诗人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以老庄思想为主的一种哲学思潮，在它的影响下，西晋末，诗坛上开始流行“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宋书·谢灵运传论》）枯淡寡味的作品，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世称“玄言诗”。玄言诗的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玄言诗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谈论哲理，如孙绰《答许询》：“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玄言诗中也有一些以描写景物为主，或主要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的作品，如孙绰的《秋日》，写仲秋山林萧条的景象，抒发了自己逍遥林野的感慨。其中大量自然景物的描写，为山水诗的出现起到了促进或曰催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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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陶渊明
陶渊明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出现不仅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一个象征，而且在古典诗歌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他所开创的田园诗以及“平淡自然”的诗风，把诗歌艺术提高到一种美的至境，标志着汉魏以来古代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思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显赫一时。祖父、父亲也都出仕做过官。但渊明年幼时，家境即已败落。他先后出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不高的官职，因抱负不得施展，又不肯与黑暗的世族社会同流合污，便于四十一岁那年弃官而去，从此开始隐居的生活。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故后世称“陶靖节”；因曾任彭泽县令，后人又称为“陶彭泽”。
陶渊明对社会人事的虚伪黑暗有极清醒的认识，决心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向现实屈服，宁固穷终生也要坚守清节。陶渊明的伟大还表现在他坚持不懈地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从中悟出民生以勤为先、以衣食为端方能反朴归真的根本道理。更其难得的是，他从躬亲耕稼的实践中，提出了桃花源的理想。这是从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所可能产生出来的小生产者的最高理想。
第二节 陶渊明的诗歌成就
陶渊明诗歌现存120多首，有多种题材，其中最主要的是田园诗和咏怀诗。作为田园诗的开创者，是他第一个将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他描绘了田园风光的美好和对淳朴田园生活的热爱；表现了躬耕生活的体验及与农夫邻里的关系；揭示了农村的残破凋敝、自己的生活困顿；表达了安贫乐道的志趣，并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咏怀诗主要表现诗人不同时期的理想、志趣和人生感受，其中既有仕与隐的内心矛盾，又有归隐后的苦闷情怀：既有对时政的关切，又有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既有壮志未酬的失落感，又有对孤贫处境的哀叹；还有对高洁人品的表白，对“桃花源”理想的追求等等。两类诗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如组诗《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大约作于解职归田次年，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回归田园的愉悦。诗人不厌其详地罗列景物，“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黄文焕《陶诗析义》），形象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摆脱尘俗返回自然这一特定环境中无比欣慰的心情。其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对景物真切的描写，无不饱含着诗人对乡村的亲切依恋之情。语言平淡质朴，却诗意盎然。他的田园诗还着重抒写了躬耕生活的体验，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写日出而作，带月而归，道狭草长，夕露沾衣的劳动生活和诗人的感受，极为生动逼真。有的则表现了农村的凋敝和自己的穷困，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写饥寒交迫的景况和心理活动极为真切，非亲身经历者不能道。
陶渊明诗歌的风格是平淡自然，他的田园诗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这种自然平淡的诗风与平静朴素的田园生活的题材、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密切相关。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但陶诗并非只有飘逸悠然、自然冲淡一种风格，也有金刚怒目的慷慨豪放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等。
陶诗还善于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中之景，又是生活中的实有之景。如《拟古》其七“日暮天无云”中所写“云间月”、“叶中华”，便既是月夜春景，又是对人生最美好酣畅的短暂时光的比喻。陶渊明笔下的景物往往被人格化，如青松、芳菊、归鸟、孤云，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也是诗人高洁性格的象征。
陶渊明对诗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不仅开创了田园诗，而且前所未有地将日常生活表现得情趣盎然，富有诗意，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他创造了平淡自然的诗歌意境，为后人树立了诗歌艺术的更高标准。在诗歌形式方面他也有很多创造，一是用新鲜活泼的内容给四言诗这种呆板僵化的形式注入新的生命；二是发展了五言咏怀组诗，在前人《咏怀》、《咏史》、《游仙》、《杂诗》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命题，如《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归园田居》五首，《咏贫士》七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分类更加细致，在每组诗的内部结构安排方面，也较前人更具匠心。
陶渊明在当时并不为诗坛所看重，钟嵘列其为中品，萧统主要赞其人格清高，这是因其文风与当时推崇华丽相悖的缘故。唐以后有所改变，王维、孟浩然等人的艺术风格受到他的影响。宋以后，陶渊明才受到普遍推崇，确立了陶渊明一流大家的地位。
第三节 陶渊明的辞赋和散文
陶渊明在辞赋和散文方面也取得了高出时辈的成就，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铺叙了作者脱离官场，欣然归隐田园的乐趣，表达了厌倦仕途生活、不愿与庸俗官僚为伍的高尚情操，其中写归田后的天伦之乐、田园之乐极为生动精彩，情趣盎然，既表现了他恬淡闲适的胸怀，又表现了他独立自尊的人格气质。《桃花源记》是他所开创的田园诗的升华，其中所描写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景象正是对他诗中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的概括。篇中描绘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社会图景，正是人民追求富足、和平、安乐生活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作者用以对抗和批判黑暗现实社会的一个理想社会。文章运用丰富的想象，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充满诗情画意的写景，将一个虚构的故事写得既扑朔迷离，又十分逼真。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刘熙载说：“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艺概》卷一）正道出了陶渊明为文平淡自然而隽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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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朝诗歌
公元420年，刘裕篡晋，建立宋朝，南朝由此开始。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拔焘实现了统一，南北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加之诸帝王和宗室大都爱好文艺，又喜接纳名士，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尽管南朝诗总体而言题材狭窄，内容贫乏，风气浮靡，给后世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但从艺术创变的角度看，又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文人们在语言风格、艺术表现、形式体裁方面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使诗歌艺术风貌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诗歌由古变近的革新初步积累了创作经验。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有山水诗的勃兴发展和永明体、宫体诗的出现。
第一节 谢灵运与山水诗
谢灵运（385-433），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士族家庭，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故世称“谢康乐”。谢灵运门第既高，又天资过人，故性格高傲，行为放纵。后又卷入最上层的权力之争，始而被遣，终至被杀。
谢灵运山水诗多作于任职永嘉、临川及隐居家乡始宁墅时。在游览过程中写作了大量山水诗，而且在当时便产生很大影响。以至“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宋书·谢灵运传》）。他的成功为山水诗这一新题材的发展显示了无限的创作潜力。
谢灵运是诗歌史上自觉以山水入诗的第一人。他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鲜明的辞采，细致逼真地刻画了自然景色，表现了山水的绚丽多姿。如《入彭蠡湖口》、《七里濑》、《富春渚》诸诗,模写江山,皆历历如绘,颇得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佳趣。特别是一些佳句显示了他工于摹画的高超本领和在艺术技巧方面的创造。如《过始宁墅》“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写出山林泉石的生气；《登江中孤屿》“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画出云日相映、水天一色的奇景；《晚出西射堂》“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集中描绘了晚霞落山、霜染枫林的鲜明图画；《游南亭》“密林含馀清，远峰隐半规”，将黄昏郊外雨后初霁的景色，写得层次分明。至于像《石门岩上宿》这样不仅从听觉写出夜宿的感受，并能传神地表达出清高幽独心情的情景交融的作品，“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这样语言明快生动的佳句更是为人所称道。
谢灵运山水诗多按游览顺序写来，以移步换形法将沿途所见景物收入诗中，如《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写诗人于黎明登舟,沿溪而行所见山光水色；《入彭蠡湖口》按水宿到山行顺序写由长江入湖所见夜景。具体描写山水，也常常使用上句写山，下句写水的模式。如《过始宁墅》写回始宁别墅游览的情景，用山水交替排偶的形式写出其踞山临水的地形和周围环境：“山行穷登顿，水涉尽回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
谢灵运山水诗美中不足的是诗歌结构比较单调，形成了先写出游，继写见闻，最后谈玄或抒发感喟这样一种叙事——写景——抒情的公式。尽管诗歌末尾的玄言常常是诗人努力以“达生之道”排解内心苦闷的一种表现方式，是作者思想的组成部分，毕竟造成情、景、理的分离，影响到诗歌意境的浑成完整。
谢灵运第一个以成功的创作实践确立了山水题材的独立地位，为山水诗展示了无限的发展潜力。同时，他在继承前代古诗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创造了“极貌写物”的各种表现技巧，开出以铺写繁富、典丽厚重为特色的一种境界，开启了新的诗歌风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谢氏宗族中有文名的很多，除谢灵运外，谢惠连、谢庄，均是文坛上的重要人物。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都是工于写景状物的名篇。
当时与谢灵运齐名的诗人还有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光禄大夫，故称颜光禄。颜诗现存29首，大多为应酬唱和之作及拟古乐府。其诗喜铺陈，重藻饰，尤好用典故，形成繁密深重、华美典雅的风格。鲍照讥之曰：“君诗若铺锦列锈，亦雕缋满眼。”（《南史·颜延之传》）但有的诗如《五君咏》，在对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的慨叹中，深寓寄托，富有真情实感。诗中也时或有“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赠王太常》）这类优美的景句。
第二节 鲍照与七言体
鲍照（？-466），字明远，出身寒微，因曾任临海王参军，世称鲍参军。尽管鲍照“才秀人微，取凐当代”（《诗品》卷中），但在文学上取得很高的成就，他不仅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而且被推举为刘宋时代成就最高的作家。
鲍照诗分为五言古体和乐府体两大类，其中成就最高、也最有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有些按乐府题意写作，有些写生活经历中的感触，无不关涉人生和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鲍照现存200多首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些深刻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以及在门阀制度压抑下寒士的不平和苦闷的作品。如《拟行路难》十八首及《拟古》八首。这些诗虽非一时一地所作，但集中强烈地突出了一个主题，即写贫士不遇的苦闷。诗中情绪激昂，愤世嫉俗，代表了寒士阶层怀才不遇与门阀社会抗争的共同心声。描写边塞争战，抒发报国壮志，反映征夫戍卒的生活，也是鲍照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代出自蓟北门行》着重表现了战士们为国立功不惜捐躯的豪迈志向和诗人建功立业的愿望。其中描写边塞风物和沙场景象，雄峻有力，情调悲壮。《代东武吟》，用一个老兵自述的口气，倾诉他历经征战、暮年废弃还家的困苦境遇。为后来唐代王维《老将行》、《陇头吟》一脉相承。此外，游子思妇的传统题材，在鲍照诗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
鲍照诗感情强烈，大起大落，气势饱满，富于动感，声调抑扬顿挫，句式长短不齐，形成独特的雄恣奔放的风格。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将当时文体分为三种，其中之一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正是对鲍照诗风的概括。那些倾泻内心不平的诗是鲍照风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鲍照对诗歌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边塞诗的开创。他继承了前人借边塞题材抒写建功立业抱负的传统，增加了边塞风物和征人边愁的内容，从而确立了边塞诗的题材范畴。二是对七言体的创制。他有意吸取汉魏民歌和当代民歌的特点，冲破文人认为七言“体小而俗”的偏见，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又开创了杂言式七言歌行。除此之外，鲍照模仿南朝乐府的小诗对唐人五绝的形成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三节 沈约与永明体
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永明体”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新诗体。《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的特点是讲究声律、对偶，增加了诗歌艺术的形式美。它的出现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我国诗歌在古体以外开出近体一大宗，并且对此后的辞赋、骈文及词曲等文学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为“竟陵八友”之一，是齐代和梁代前期文坛领袖，对齐梁诗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沈约的贡献在于创立声律论和倡导新体诗。在创作实践上，也有意识地实践他的理论主张，诗歌结构更加严密匀称，修辞更为工整简练。钟嵘评其诗“长于清怨”，如赠别诗《别范安成》将少年与暮年离别时的不同心境加以对照，字里行间蕴含浓郁深沉的感伤之情，也传达出人所共有的人生体验。再如乐府诗《夜夜曲》从一夜景物的变换，暗示思妇通宵不眠的愁苦，也写得含蓄蕴藉。
第四节 谢脁与新体诗
谢脁（464-499），字玄晖，与谢灵运是同族，又都以山水诗见长，所以并称“大小谢”。他曾任宣城（即今安徽宣城县）太守，人称“谢宣城”。为“竟陵八友”之一。小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了山水诗，二是他所代表的新体诗为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小谢的山水诗有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着重表现了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这一成功的尝试使山水诗从登临游赏扩大到羁旅行役送别等日常生活范围，为后世山水诗开出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二是在写景方面突破了大谢“寓目辄书”、全面铺写的格局，精心选择和剪裁景物，真切细致地表现出景物的特征、动态和情趣。如《观朝雨》中“空蒙如薄雾，散漫似轻埃”，生动展现了细雨被风吹动飘飞不定的情状：《游东田》中“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细致观察并精心刻画出游鱼戏于新荷、飞鸟撞落余花的动态：《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用“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个形象贴切的比喻表现出黄昏时分晚霞与大江互相映衬的优美意境和宁静澄澈的境界。三是在景物描写中自然融进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发端便说：“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将客子的悲伤和日夜奔流的长江联系在一起，突出了诗人忧思的深广。《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展现了浩淼无涯、东流而去的江水和伫立船头、回望天际的孤客，“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中，“辨”、“识”二字精确刻画出诗人极目回望的无限深情和专注的神情。被王夫之《古诗评选》称为“语有全不及情而情自无限”的“活景”。
与直抒胸臆、达情务尽的汉魏古诗相比，新体诗更注重特定情境的描写，寄意象外。谢脁是写作新体诗成就最高的诗人。他既注意学习南朝乐府民歌优美的情韵和明快的口语，又汲取了晋宋以来体物工细和讲究对偶的技巧，形成含蓄凝练，思致工巧的特点。如《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截取深宫夜景的一隅，通过萤火飘流的景象和缝衣的细节，暗寓宫女愁思的深长及她再邀恩宠的希望，兴象玲珑，不着怨字而意在言外。《王孙游》：“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取《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而能自出新意，表达了错过春光的遗憾。“丝”与“思”谐音双关。再如《同王主簿有所思》：“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透过思妇的动作和陌上行人稀少的画面见出渴盼游子的心情，意余象外。初步解决晋宋以来诗歌情景分离的问题，这也是谢脁对诗歌的最大贡献。受“永明体”影响的南朝诗人还有王融、范云、江淹等。
第五节 吴均、何逊与阴铿
深受“永明体”影响而又能拔出流俗、自成一格的诗人有齐梁之际的吴均、何逊与陈代的阴铿。
吴均（469-520），字叔庠，因家世贫寒不得意，在不少诗中吐露了不甘沉沦的慷慨之气，因而诗文“清拔有古气”，时人仿效，称为“吴均体”。吴均也是大力创作新体诗的作家，诗风流逸，写景清丽，构思新奇，如《山中杂诗》：“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寥寥几笔，借黄昏安宁静谧景色，展现了山居的清幽环境与隐逸的情趣。
何逊（？-518），字仲言，曾任尚书水部郎，又称“何水部”。今存诗110余首，擅长山水景物和羁愁旅思。其诗语言平易，讲求声韵，风格清丽，近似谢脁。其中酬赠、伤离之作最有意境。如《临行与故游夜别》通过“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的凄清黯淡的氛围，抒写了离人无语凝咽、黯然神伤的心境。《与胡兴安夜别》写秋夜舟畔离别，于“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的清幽景色中，寓含着“居人”和“客子”双方深长的离愁别绪。《相送》一诗则以苍茫动荡的景色暗示了主人公送别时激荡难平的心潮，别具高浑之气。何逊写景体物工细，对仗精工，活泼新巧，一些佳句如“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便为后人所化用。故杜甫称赞他“能诗何水部”，并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
阴铿，字子坚，与何逊齐名，同以写行旅送别和水上风光见长。代表作《晚出新亭》虽抒发离别之悲和思归之念，却因以奔腾浩荡的大江、遥夜传来的戍鼓衬托人物的心情，唯觉声情苍凉，悲而能壮。《江津送刘光禄不及》以越去越远的鼓声和帆影，暗示出送行者久久伫立江津神驰目注，烘托出诗人依恋与惆怅的心情。阴铿工于炼字造句，如“棠枯绛叶尽，芦冻白花轻”（《和傅郎岁暮还湘州》）、“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晚泊五洲诗》）、“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开善寺诗》）等，无不显示了阴铿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造诣。杜甫《与李十二白寻范十隐居》）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足见杜甫对阴铿的赞赏以及李白所受阴铿的影响。
第六节 萧纲与宫体诗
“宫体”之名，始于萧纲。《梁书·简文帝纪》说：“（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当时号曰‘宫体’。”这类诗，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专写男女之情，以及女子的容貌、举止、情态、服饰乃至生活环境、所使用的器物等。所谓“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隋书·经籍志》）。从《美人晨妆》、《伤美人诗》、《咏美人看画诗》、《咏内人昼眠》等诗题不难窥见宫体诗的内容。此外，宫体诗也有特定的语言风格，辞采浓艳、描写细腻、注重对偶，音律谐和，在格律化方面比永明体有进一步的发展。宫体诗的代表人物除萧衍、萧纲、萧绎父子外，还有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及陈后主等。
应该指出的是，后人在使用“宫体”这个概念时，并不很严格，有时兼指内容和风格两方面而言，有时则仅指其中的某一方面。同时，历来被目为宫体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全是宫体诗。
萧纲（503-551），即梁简文帝，字世缵，武帝第三子。萧统死后，被立为太子。围绕着他形成一个以东宫僚属为主要成员影响颇为广泛的文学集团。风靡了梁陈的宫体诗，即是他倡导的。萧纲又是梁中叶以后诗道变化的关键人物，长期的宫廷生活决定了他诗歌内容的贫乏平庸，但他在艺术表现上有许多创新。如他借鉴吸收并发展了南朝乐府民歌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量新体诗。在艺术构思方面注重追求新巧琐细的情趣。如“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折杨柳》）、“荷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采莲曲》）等诗句都体现了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特点；“柳叶带风转，桃花含雨开”（《侍游新亭应令》）、“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红”（《旦出兴业寺讲诗》）等景物描写，也清新秀艳，颇有情趣。
徐陵（507-583），字孝穆，与庾信并称“徐庾”，同是宫廷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所谓“徐庾体”，指的是风格流丽轻艳，“辑裁巧密”（《陈书·徐陵传》），有时也被当作宫体的代名词。除宫体诗外，徐陵另有以边塞题材为主风格比较刚健的作品，如《关山月》、《出自蓟北门行》等。
徐陵也以文章著名，他奉萧纲之命编选《玉台新咏》，是《文选》以外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所作序文，旧时也享有盛名。
与萧纲同时的一批宫体诗人大都风格相近，文字清浅，时有巧思，给唐人留下进一步想象发挥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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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北朝诗歌
自西晋灭亡，晋室南渡，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以后，南北政权持续对峙，北朝文人诗逐步接受南朝文化影响，而从单纯模仿到形成自己的特色，却是南北文风初步融合的过程，促进南北文风融合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人是庾信。
第一节 北地三才
在北朝文人中能自觉学习南朝文化，对南北文学的合流起到推动作用的作家是被称作“北地三才”的温子昇、邢劭和魏收。
温子昇（495—546），字鹏举，太原（今属山西）人。晋大将军温峤的后人。今存诗11首，文27篇，在北朝享有盛名，曾被梁武帝誉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魏书》本传）。一部分诗风格清婉，辞藻华丽，讲究对偶，近似南朝，但有些诗也受到北朝民歌的影响。代表作《捣衣诗》写秋夜闺中女子思念远戍亲人的深长情思及对和平团聚的渴望。既情景交融，含蓄蕴藉，又兼有民歌般的自然流畅，风格直逼唐人。
邢劭（496—561？），劭，一作“邵”，字子才，河间鄚（今河北任丘县北）人。《北齐书》本传载：“邵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今存诗8首，文29篇。诗文皆以模仿魏晋或南朝人为主，风格不一。
魏收（506—572），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作诗不如温、邢，主要成就在文。今存诗16首，文14篇。曾撰《魏书》130卷。
第二节 庾信、王褒
庾信（513-581），字子山，一生以出使西魏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家，诗风伤于轻艳，但也有大量奉和应景之作，如《奉和山池》后四句：“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馀。”借荷上清风，桥上人影，惊动游鱼浴鸟，衬托出山池的安闲幽静。以摹景生动，造句新巧，声韵谐调，风格清新显示出个人的特色。
庾信42岁奉命出使西魏，因魏军南侵，江陵陷落，遂无家可归。历仕西魏、北周，先后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故世称“庾开府”。他念念不忘故国，“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周书》本传）。由南入北的特殊的生活经历，深切的乡关之思和亡国之恨，雄壮肃杀的战争气氛、迥异于江南的北方景色，加上他高度的艺术修养和成熟于南朝的艺术技巧，使庾信的诗文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形成刚健豪放的气骨和苍凉悲壮的意境。《拟咏怀》二十七首和《哀江南赋》是其中的代表作。
组诗《拟咏怀》明显追步阮籍《咏怀》诗，集中抒发了他的乡关之思和种种复杂的人生感受。如其七“榆关断音信”，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反复渲染自己与南方断绝的痛苦，精卫填海、华山断河两个典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南归的渴望和绵绵无尽的长恨。其十一“摇落秋为气”连用八个典故写梁江陵陷落的历史变故，渲染出兵败城陷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悲惨气氛，使事极为贴切。其十八“寻思万户侯”写身为羁臣、功业无望，又不能乐天知命，因而连琴书也无法解忧。其中“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四句，吸收南朝民歌的句调声情，以岁月的不断更新反衬自己年年如旧的心境，字里行间流露出连绵不绝、无法排遣的烦愁。
庾信另有一些小诗同样以强烈的感情和工致的技巧动人，如《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重别周尚书》：“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南来雁，秋来南向飞。”均融和了南朝绝句体的精致蕴藉及北朝文学苍凉开阔的意境，构成深挚动人的艺术境界。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又说他“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概括了庾信诗歌的独创性和高度成就。
庾信对近体诗形式的发展也做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他使诗歌进一步律化和骈俪化。有不少诗从句数、章法、对仗、声律上看，已成为唐代五言律绝和长篇歌行的先驱。庾信的成就，使他成为集汉魏六朝诗歌艺术之大成的一代大家，在诗歌由六朝转向唐代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王褒，字子渊，原为梁朝重臣，梁亡被羁，迁往北方，与庾信并受重用。他虽然也有乡关之思，却不似庾信来得那么深重强烈。但因同样有由南入北的生活体验，诗歌中也表现出融合南北文风的特点。《渡河北》写初入北方面对黄河的感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情复杂，真切动人。一些五言小诗也构思独特，意余言外，如《入关故人别》：“百年馀古树，千里暗黄尘。关山行就近，相看成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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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民歌现存五百多首。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以及两地在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南北朝民歌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大抵南方民歌清丽缠绵，北方民歌朴直刚健。《西洲曲》和《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第一节 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乐府民歌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西曲两类。吴歌今存326首，主要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西曲今存142首，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以江陵为中心的地区，及其四周的一些城市。这些民歌最初是徒歌，后经乐府机构采集方才入乐。其中少数出自乡村，多数出自城市市民之口，因而富有市民文学特色。另有神弦歌一类，是民间祭神的巫歌，也产生于建业附近，数量极少，今仅存18首。除《清商曲辞》外，《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保存了少量南朝民歌。
南朝民歌多数作品表现男女恋情。但吴歌和西曲由于产生的地区不同，情调和风格也略有不同。
现存吴歌多为女子的吟唱，生动而集中地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与坚贞，相思的欢乐和痛苦，婚姻不自由的苦闷，以及对男子负心的怨恨等种种丰富的感情和复杂的心态。以《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和《读曲歌》最具代表性。如《子夜歌》：“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四时歌》：“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读曲歌》：“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华山畿》：“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西曲多写商人妇的相思离别和劳动者的爱情生活，题材较吴歌略宽，风格也更明快。如《石城乐》：“布帆百馀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南朝乐府民歌篇幅短小，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南朝民歌在语言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大量运用双关隐语，如以“藕”双关“偶”，“莲”双关“怜”，“丝”双关“思”，以布匹之“匹”双关匹配之“匹”，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苦”等。不仅使语言活泼流畅，而且使情思的表达更加委婉含蓄。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的杰作，也是最长的一首抒情诗。作品通过季节变换，层层递进地表现了一位少女从春到秋对远方情人的深切思念之情。语言优美，情感缠绵，笔触细腻。全诗三十二句，四句一转韵，流利宛转，声情和谐。沈德潜说：“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古诗源》）高度评价了这首经过文人加工润色的南朝民歌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 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今存70余首，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里。多数是北魏、北齐、北周时期的作品，传入南朝，被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
北朝乐府民歌数量虽然不多，题材却比较广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描写了北方的壮丽山川和游牧生活。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寥寥几笔，便形象展现了西北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色，意境壮阔，气势雄浑，烘托出北方民族乐观豪迈的胸怀和气质，堪称千古绝唱。二是表现了北方民族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如《折杨柳歌辞》其五：“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足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琅琊王歌辞》其一：“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三是反映了北方频繁的战争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的痛苦。如《陇头歌》三首：“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四是反映了婚姻爱情生活。北方男女对婚姻爱情直率、大胆、开放的态度，与南朝民歌的情调缠绵婉转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折杨柳枝歌》其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地驱歌乐辞》其二：“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北朝乐府民歌语言质朴刚健，风格粗犷豪放，自然清新。多杂言格式而以五言为主。
《木兰诗》是北朝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她勤劳善良，热爱和平，当战争来临，出于对年迈父亲的关心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她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疆场，征战十年。当她立下战功以后，又不慕荣利，不求封赏，而是渴望回乡与家人团聚。在木兰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是古代人民理想的化身。这首民歌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它富于传奇色彩，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范例。其次，出色地运用了民歌常用的复叠、铺陈排比等艺术技巧，比喻、对偶、反衬、顶真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艺术效果。第三，笔墨凝练，繁简得宜，句式以五言为主，杂以七言、九言，错落有致，声韵铿锵，富有音乐美。《木兰诗》不愧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辉映千古的叙事诗名篇，与《孔雀东南飞》被誉为我国诗歌史上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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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南北朝文
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的句式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骈文出现并走向成熟。辞赋创作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体渐趋于骈化。北朝文坛整体上也受到骈化的影响，但仍有散体名篇问世。从而对唐代散文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节 南朝的骈文与辞赋
孔稚珪（447—501），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宋时为记室参军，齐明帝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好文咏，最著名的作品是《北山移文》。文章绘声绘色、尖锐泼辣、痛快淋漓地揭露和嘲讽了那些“身在江湖之上，心系魏阙之下”徒有隐居之名而无其实的假隐士，暴露了他们肮脏的灵魂。本文艺术上有三方面特点：一是成功地运用拟人化手法，赋予北山景物以生命，借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二是运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如耿介不俗、潇洒出尘的真隐士与反复无常、利欲熏心的假隐士的对比，假隐士言行的前后对比，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地画出了假隐士的虚伪面目和丑恶灵魂；三是辞藻华美，情韵兼备，句式整齐，自然流畅。
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在齐、梁两代皆以文才见赏。他的《与陈伯之书》，是著名的劝降书信。信中围绕劝降，阐明道理，分析利害关系，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义正词严而又委曲婉转，感人肺腑。全文言简意赅，文辞优美，用典精当妥帖。尤其是描写江南春色：“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乃千古传诵的名句。
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是一篇出色的写景小品。作者以优美省净的语言，描绘了沿富春江自富阳至桐庐一带的自然景色，仅寥寥一百四十字，便将山光水色描绘得十分动人。如“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两句概括富春江秋景，大处落笔，用笔极为凝练。最后，抒发了游富春江美景的感触，赞颂了山水景色的美丽，以此反衬争名逐利的世俗社会的污浊。
庾信是六朝最负盛名的辞赋与骈文大家，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被称为“四六宗匠”。今存赋8篇，其中最著名的是《哀江南赋》。本篇题意出自《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赋前有序，是一篇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创作的缘起，概括全篇大意。《哀江南赋》以自己的家世生平为线索，追述了梁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在悼念梁室覆亡的同时，揭露和指斥了梁朝君臣腐败无能、骨肉相残的丑恶行径，对无辜遭难的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抒发了作为羁臣的强烈的乡关之思、家国之恨。通篇“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哀江南赋》序）。篇制宏大，头绪纷繁，感情深沉，将叙事、议论、抒情熔于一炉，具有史诗性质。本篇在艺术上的显著特征，一是善于运用大量典故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并在征引旧典的基础上创造了不少切合时事的新典。二是成熟地运用骈偶技巧，使文意纡曲转折，毫不板滞。
南朝的著名散文、辞赋还有鲍照《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江淹《别赋》、《恨赋》等。
第二节 北朝的散文
在南北文化不断交流融和的过程中，北朝的文学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北史·郦道元传》载：“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水经》是一部记载全国水道的地理书，相传是汉桑钦所作。原书非常简单，郦道元收集了有关水道的记载，加上自己游历各地、跋涉山川的见闻，为《水经》作注释，引书达四百余种，叙述了许多河流两岸的地理古迹、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对各地秀丽的山川作了生动的描绘，文笔简洁精美。如《江水》以精确简炼的文字，正面描写、侧面烘托、夸张等手法，生动描绘了长江三峡峰峦连绵的形势和四季秀丽奇绝的景色。写景状物,绘声绘色,令人神往，同时把自然景色和人的感情揉合在一起。不仅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也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对后代游记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杨衒之，北魏人，家世爵里生卒年均不详。所著《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书、史书。伽蓝即佛寺，是梵语“僧伽蓝”的略称。这部书共有五卷，在主要记载洛阳佛寺情况的同时，记录了众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材料，诸如上层人物的遗闻逸事、社会的风俗人情、权臣的尔虞我诈、阉宦的飞扬跋扈等等。此外，作者在描写洛阳寺院、园林的庄严和盛大时，也处处流露出抚今追昔的感慨以及怀恋沉痛的心情。全书体系完整，考据精审，叙事简明，文笔清丽，行文多用单行散文，间以骈偶句式，风格平实流畅，是一部自具特色的散文著作。
颜之推（约529—591），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初仕梁，梁元帝江陵败亡后，入北齐，官至平原太守。后仕周、隋。学识渊博，阅历深广。所著《颜氏家训》，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北朝散文的杰作。全书分《序致》、《教子》、《兄弟》等二十篇，主要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弟，但往往插叙他的亲身见闻，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内容，从中可以窥见南北士族风尚之不同。文词基本上是散行，虽多四言句，但不重偶对，风格平易亲切。间有讽刺之笔，亦能引人注目。
在《文章篇》中，他纪录了一些南北朝作家论文的见解，也发表了他自己对文章的看法。颜之推主张文章经世致用，反对当时盛行的追逐华丽辞藻的文风，他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针对当时文风，强调理致和气调，颇切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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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小说一词，出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显然指的是那些无关宏旨的“琐屑之言”，这与后世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含义不尽相同,但其中所表露的对小说价值所持的保留态度，影响到后世小说的缓慢发展。不仅庄子，先秦诸子普遍重道而菲薄小说。小说到了汉代，地位略有上升。班固《汉书·艺文志》列九流十家，尽管将小说家附于诸子之末，毕竟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而其中所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也可以看作对小说所做的最早和最具权威性的解释。
追溯小说的源头，举凡上古神话、历代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乃至宗教故事，莫不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产生过影响。由此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独特风格。按语言风格，又存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出现了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
第一节 志怪小说与《搜神记》
所谓“志怪”，就是记录怪异，诸如绝域殊方的山川物产、神仙方术、鬼怪妖魅、佛法灵异等。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现实，灾祸和死亡的威胁，使宗教迷信思想和社会上侈谈鬼神、称道灵异风气得以流行,加上战国以来就有的怪异之风被当作真事流传的传统，造成了志怪小说的兴盛。留存至今的志怪小说有30多种，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最为著名。
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晋元帝时召为著作佐郎，曾任始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有史才，曾著《晋纪》，又性好阴阳之术。史载他搜求异闻撰《搜神记》的主旨，乃在于以“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晋书·干宝传》），“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序》）。
《搜神记》内容丰富，其中一些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荒淫，表现了人民对暴虐政治的反抗。如《三王墓》叙述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却惨遭楚王杀害，其子赤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韩凭妻》写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逼得韩凭夫妇先后自杀，二人被埋葬后，宿夕之间墓间长出两株大树，根叶相交，一对鸳鸯恒栖树上，交颈悲鸣。故事在反映现实黑暗的同时，歌颂了韩凭夫妇对爱情的忠贞。再如《东海孝妇》记述东海孝妇含冤下狱，备受折磨。被刑之后，鲜血缘旛竹而上，郡中大旱三年的悲惨遭遇。其中既表现了对暴政的批判，对孝妇悲剧命运的同情，也寄予了作者惩恶扬善的理想。另有一些故事赞美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优秀品质，如《李寄》通过李寄斩蛇为民除害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机智勇敢的少女形象。《搜神记》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爱情故事，表现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重压下的痛苦和对爱情的追求执着。如《紫玉》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相恋，受到家长阻挠，气结而死，她的魂魄邀韩重入冢，结为夫妻。故事极为凄婉动人。《搜神记》中还保存了许多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如《董永》、《嫦娥奔月》等，这些神话和传说不论题材还是艺术手法对后来的小说、戏曲都有明显的影响。
由于小说《搜神记》尚处于萌芽阶段，因而记事简约，文字朴素，结构比较简单，还缺乏细致的描写和艺术的虚构。但也有不少优秀篇章，短小精悍，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第二节 志人小说与《世说新语》
所谓“志人”，就是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汉末以来盛行的士大夫的清谈和品评人物之风，在玄学大兴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畅行,从而为志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王刘道临之子，出继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好文学。《世说新语》或为刘义庆及其门下共同编纂而成。主要是记述人物的言行事迹。原书八卷，依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多寡不同，有的篇幅较长，有的只是三言两语。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末年经三国至两晋时期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对统治阶级的情况也有所涉及。各篇通过许多人物的遗闻轶事和生动言谈，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士族阶层的生活状况、人生态度、文化习尚乃至他们的审美趣味。如《任诞》篇载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经宿方至，却“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言语》篇记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都可以见出当时的人物风貌。
在记录汉晋以来士人、贵族乃至君主言行的同时，《世说新语》也揭示出政治的黑暗和人生的病态，如《任诞》中记刘伶的纵酒放达，脱衣裸行；《汰侈》中叙石崇的穷奢极欲、嗜杀成性以及大将军王敦的残忍等。
《世说新语》不仅是历史家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后人提供了政治、文化、风俗等方面的认识价值，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鲁迅曾概括其艺术特点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书中涉及形形色色人物一千多个，不论运笔繁简，大多能通过人物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人物独特的性格。如《忿狷》中通过吃鸡蛋的细节，绘声绘色地刻画出王蓝田的性急。
《世说新语》语言的主要特点是高度的准确、简洁，有较强的表现力。如《言语》中有一则记桓温事迹：“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巳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用简炼的语言不仅记述了事件，桓温这一人物的神情和内心情感都跃然纸上。
恰当的比喻和形容，文学的夸张和描绘，在《世说新语》中几乎随处可见。如用“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比喻形容人的器度风范；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形容山川景色的壮丽；用“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形容人说话的滔滔不绝；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比喻行事处境的危险。无不生动精妙。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流传至今。
《世说新语》为后人提供了文学欣赏的价值，许多故事典故还成为后世作家取材的宝库，对古代散文、小说、戏曲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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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许多品评诗文的篇章和著作，综观此时文艺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可窥见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过程。
第一节 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是曹丕的学术专著，作于他做太子时期。全书已不传，今只存《论文》和《自叙》二篇。《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的一篇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篇制虽短，但已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提出了“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是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曹丕最早触及这一问题，指出文章不同的风格源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这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三是提出了文体论。首先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一划分方法虽比较粗疏，但大体划定了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范围。而其中特别标举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强调了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既是曹丕本人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
四是关于文学批评。阐明了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各种文体特点不同，除少数通才能备其体，一般说来作家不能兼擅，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对'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
全文说理与抒情融合,极富感染力。不仅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第二节 陆机《文赋》
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著，着重阐述创作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在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陆机认为构思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作家构思,必须聚精会神,精益求精。构思中要有想象,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善于捕捉客观世界的形象诉诸文字。
《文赋》把文章分为十类,其中就诗赋特征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较之《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论点，更为明确而具体，强调了文学中情与美并重的重要意义，这反映出魏晋以后诗赋写作风格的新趋势,也表明晋代作家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准。
陆机提倡文艺的创新，希望作家的创作有新的思想和境界:“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遣词造句要讲求完美,但应以意为主,即“理扶质以主干,文垂条而结繁”,只有用思想做主干,文采才能繁茂。
《文赋》还涉及到文学的体裁风格、功能作用等理论问题。此外，还探讨了创作过程中应注意和避免的一些弊端，如讲求熔裁，善用警句。不要重辞轻情,内容空洞，迎合时尚，格调卑下等。
除陆机《文赋》，晋人的文学批评论著还有挚虞《文章流别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中也有不少涉及文学理论的内容。
第三节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465？—520？）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终身未娶。依附和尚僧祐十余年，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笃志好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这部集大成的文学理论著作约成书于南齐末年。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最后一篇为全书的自序，说明自己创作这部书的目的和部署的意图。按《序志》的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二十五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后二十五篇为下编,着重论述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理论问题。全书精心结撰，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体大思精。
《文心雕龙》是在儒、道、佛三家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熏陶下产生的一部文艺理论巨著，它不仅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主张。如论文学的发展，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的观点；论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同上)的著名论断；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反对“为文而造情”，主张“为情而造文”（《情采》）；论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提出影响作家个性有四方面因素，即才、气、学、习；论文学鉴赏的方法，提出“博观”的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知音》）书中对历代文学风格及作家风格的论述尤为精彩，如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极为精练准确地概括了刘宋时期的诗风，屡为后人所征引。此外，《文心雕龙》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范畴与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隐秀”、“虚静”、“风骨”、“通变”、“奇正”、“体势”等。
《文心雕龙》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既有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文学创作作为前提条件，又有其现实意义。刘勰生活的时代的文坛，由于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生活方式以及魏晋以来盛行的重视辞藻、对偶、声韵之美风气的影响，作品内容空虚，文风日趋讹滥华靡，《文心雕龙》正是刘勰力图纠正弥漫文坛的不良风气，使文学创作得以健康发展的产物。
当然，时代风气是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刘勰亦未能完全避免,如《文心雕龙》用当时风行的骈体文写作，便妨碍了一些概念的明确表达,有些意思也难以索解。书中有些立论也不免偏颇,如对民间乐府的无视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文心雕龙》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煌煌巨著，文艺理论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
第四节 钟嵘《诗品》
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历仕齐、梁两朝。所作《诗品》（原名《诗评》）成书于梁天监年间，略晚于《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祖。
《诗品》书前有序，表明著者的文学思想。下分三卷，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略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逐次论述了自汉古诗迄梁代122位诗人及其作品。
钟嵘《诗品》反映的文学理论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指出诗歌的产生来源于社会生活，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形诸舞咏”。这里的“物”，既包括自然景色，也包括社会生活。二是针对时弊，反对用典和声病说，认为“吟咏情性，何贵于用事”，说讲究声律“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语言自然和谐。三是讲求诗的“滋味”，如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强调了诗的情感因素和形式特征。这些主张在南北朝诗风颓靡的情况下都有补偏救弊的历史作用。
在具体评论每个诗人时，《诗品》大都立论公允全面，并能捕捉不同诗人的风格特色。如评论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能够知人论世，不以偏概全。
当然，钟嵘也难免因时代风气和审美标准影响而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如将陆机、潘岳列为上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都不够确当。此外，将诗人强分三品的做法本身就不够科学。
钟嵘前后，还有裴子野《雕虫论》、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等重要文学理论论著。
第五节 萧统《昭明文选》
萧统（501—531），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字德施，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立为太子。三十一岁病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
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他曾为陶渊明作传编集，可见他的文学观点与萧纲等人并不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文选序》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作品。
《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了自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和其他杂文三大类，共三十八种文体，七百五十二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有一百二十九家。选入的多数作品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佳作，基本上囊括了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所包括的时代虽长，但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重视南朝作品。
《昭明文选》所确立的文学观念，以及分门别类选录文章的标准，都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楷模。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以后，就得到广泛流传。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了所谓的“选学”，至今不衰，可见这部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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