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  真

重视诗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可贵传统。到清代，这一传统愈益得到自觉的强调，许多诗话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吴乔《围炉诗话》卷四说：“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叶燮《原诗》外篇上说：“吾故告善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有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这些论述，或倡导加强品德修养，或强调提高学识水平，或注重精湛的艺术修养，但核心都在强调人品决定诗品，主张诗人先要有第一等的人品，才写得出第一等的诗篇。到道光年间，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后简称《诗话》）遂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诗品之人品”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体系，更全面地阐述了人品决定诗品的道理。

首先，标举“诗言志”、“思无邪”。以传统“诗教”为自己的立论基础。《诗话》卷一开篇便言：“‘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这与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要求诗歌应当在纯正的创作动机指导下，表达出人的心志、真情实感。当然，，“诗言志”，在潘德舆时代并不是新鲜的话题，毋宁说它早已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其《征圣》篇中，他把“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⑵看成是“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在《情采》篇中，批评言与志反，指出当时一些人：“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⑶意为大力描绘田园山水之美的人，满心尽是出将入相，极力歌颂林泉隐逸之趣的人，时刻都在官场勾心斗角，这种不存真情之作，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恰与心志相反，根本不值一谈。潘德舆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言志”、“自得”，即“本之于性天，养之以经籍”，“深造自得，居要资深”，就是说，诗作除了需要打动人心的真率、精诚之情外，其内容还必须有作者的志趣、抱负、识见。如果说，“诗言志”已成为佳作的特征，那么，“思无邪”便属于人品的范畴。“思邪”、“为人”，即创作动机不正，投流俗所好，以悦人弋誉为作诗目的。潘氏分析，诗人作诗如不能做到“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而是过于计较个人得失，那么，就会出现这么一种结果：“搦管之先，只求胜人；多作之后，遂思传世。……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饾饤考古之制，穷工极巧，弥漫浩汗，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教！”这里的“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教”之言，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潘氏对急功近利者徒劳无益的嘲笑，即“诗名愈速而诗格愈卑”；另一方面也是对个人功利为目的之否定。强调诗歌创作必须有补于政治，有益于教化。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潘氏诗论受白居易诗歌主张的影响，但他的理论是围绕诗品与人品的关系展开的。他标举“诗言志”、“思无邪”包含着对诗品与人品之关系的具体理解，即以真情之笔来写情真之诗，“思无邪”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或被赋予这样的规定性，“诗言志”的命题才能成立、才有意义。历来对“思无邪”和“诗言志”的把握，往往是就诗歌表达的内容作道德判断，潘德舆从表达的真情着眼，将它们与人品联系起来，深化了古老命题的内涵。

在这一基础上，潘德舆将“诗言志”、“思无邪”作为衡量诗歌美丑标准，来对历代诗歌进行批评。他说：“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诗，物之不齐也。‘言志’、‘无邪’之旨，权度也。”有了权度，“物之轻重长短不得遁矣”，同样，用“言志”、“无邪”这个标准衡量，“诗之美恶不得遁矣。”符合这个标准的是好诗佳作，反之，最多也只能算得上丑诗，歪诗，甚至不能称之为诗。由此可见，潘氏从主体的角度把握“思无邪”与“诗言志”，不仅扩大了这两个传统诗学命题的内涵，也提高了他们的重要性，后来朱自清作《诗言志辨》，将“诗言志”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来讨论，虽不一定说就是受潘德舆的影响，但潘德舆对“诗言志”的强调和对其内涵的重新阐释是不能忽视的。

其次，潘德舆十分强调诗人本身素质、修养对诗歌品级格调的影响。《诗话》卷一说：“陆务观《示子》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此“诗外”具体指哪些方面？翻检潘氏《诗话》不难得知，就是学问与性情。他说：

“诗无工拙”，朱子言之矣。盖有工拙，乃诗之衰也。三代两汉之世，人唯无作，作则未有不工者，性情学问，陶治深矣。（卷一）

学者诚知诗无可学，而日治其性情学问，则诗不学亦能之。（卷一）

但他虽然更看重性情方面，认为“诗理，性情者也”（卷二）。那么他是如何理解“性情”的呢？《诗话》卷十解释道：“吾所谓性情者，于《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强御，不侮鳏寡之本原也。”接着引证：“老杜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柔惠也。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两公此类诗句，开卷即是，得古诗人之性情矣。”由此看来，虽不可否定“性情”常指诗中所抒写之情，但在这里更侧重于指操守、精神与志向等人品之元素。这样，其所谓“诗外工夫”，即诗人通过深入社会实践，开拓胸襟、锻炼识见、加强道德学问修养、提高艺术审美能力的工夫就十分清楚了。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审美的主体性，可以说就是肯定并强调审美活动中要体现人的本质力量。诗歌创作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当然是诗人的人格和性情。“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⑷，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选择什么题材，采用哪些表现手法，突出怎样的意向旨趣等等，无一不受制于诗人思想修养、学问水平，也就是说，诗人自身的思想品德、艺术修养和智慧才能是诗品优劣的关键。潘氏《诗话》就明确地肯定了诗人的修养学识决定诗作的品级格调：“诗有何法？胸襟大一分，诗进一分耳。于诗求之，岂有入门之理哉！”并将文学史上各具特色，享有盛名，被他称为两汉后诗圣的曹植、陶渊明、杜甫引为例证：“子建不知爱君恋阙，报国奋身，诗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渊明不知洁身植行，安命乐天，诗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于五伦，皆极肫挚动鬼神，不独一饭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还，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这无非在提醒人们，诗坛巨人如没有上述异于常人的品质，也是难于迥拔流俗、独步诗坛的。

另外，潘氏还从诗作效果来反观人品对诗品的决定作用。众所周知，客观外界的事物是千变万化的，诗人的情感也是丰富多彩的，只要真实表达出此时此感，诗人独特的面目就会显现在作品中。正所谓“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⑸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大都如此，这也是优秀作品的一个标志。潘氏把诗作当成一面镜子，对诗作的品级格调能反映出诗人的修养学识，即诗中有人，做了不少具体论述。例如：

陶公诗虽天机和畅，静气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荡处，实有忧愤沈郁、不可一世之概。不独于易代之际，奋欲图报，如《拟古》之“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咏荆轲》之“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即平居酬酢间，忧愤亦多矣，不为拈出，何以论其世，察其心乎？如‘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盖所学任天，自与俗异，同时必有貌为推尊、内实非薄者，必又有多方讪笑、交讧其侧者，非具定识定力，何以能不为之动而卒成所学也。故端居自励，亦深以怀疑改辙为警，曰‘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曰‘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然则和畅流溢，学成之候也，愤激沉郁，刻苦之功也。先有绝俗之特操，后乃有天然之真境。彼一味平和而不能屏绝俗学者，特乡原之流，岂风雅之诣乎？”（卷十）

潘氏很有眼光地指出陶诗里无论是在易代之际，还是平居酬酢之间，时常流露出的情激沉郁，不可一世之概。这不仅表现了陶渊明横溢之才华，也反映出他对社会认识的深刻。同时，潘氏在评价陶渊明关于日月风雷，云烟雨露诗歌时也谈到，从这些具见体物之妙的佳作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创作情感之真切，生活体验之细致。真乃是“胸有实得者，无意于诗，而触物肖形，都成绝境。”《诗话》中此类论述不胜枚举。

围绕“人品决定诗品”这个观点，潘氏就是这样，或正视、或反观，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不断说明，反复论证，使结论愈来愈鲜明突出，愈来愈充实丰满，从而成为《养一斋诗话》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观念回顾古代文论的发展的历史，文如其人或人品决定论本是传统的诗学话语之一，题中意蕴似乎已没有什么开掘的余地，一般诗论家在谈到这一话题时，往往只是作个表态式的论断，并无多大阐释论证的兴趣。而潘德舆却完全不同，好象抓着一个蕴含丰富的新鲜命题似的，反复敷衍，娓娓不倦，这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诗学背景和理论意图？

联系到嘉道之际的诗坛状况来考虑，我们就不难理解，潘德舆对人品与诗品关系的关注，既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也有浓烈的时代色彩。

第一，潘氏十分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具有为人称道的品行。这与他的家世有一定的关系。据孙云《重修山阳志》说：潘父为“候选训导，以品望为一邑宗师”。潘氏从小非常孝顺，“年五六岁，母病不食，亦不食。父咯血，刲臂肉和药进……既孤，大母犹在堂，孝敬弥至。居丧一尊礼制，柴瘠傫然。……抚寡妹嗣子，教养尽二十年。其他行多类此。”⑹“德舆之学，以克己为要，以有耻为归”，“中年所养益纯和顺之象，布于四体，而临义勃然，尤善剸断大事”。由于他敬长爱幼，为人厚道，崇尚气节，所以一方面赢得了乡里的信任：当人们有分歧“争久不决”时，有德舆出面便可“平其牙角”，遇百姓闹矛盾“相牴”，“得德舆言乃定”；⑺另一方面获得了世人的敬重：道光十五年举人鲁一同，“文字交游尽一时四海知名之士，而清修笃学，独重潘德舆，谊在师友之间，相契尤莫逆焉。”⑻“道光八年，（德舆）举江南乡试第一。入都，座主侍郎钟昌馆德舆于家，语人曰：‘四农（德舆）乃吾师也。’”⑼又“朱桂桢、周天爵皆号为名臣，折节愿纳交，德舆远引避之，以为义无所居也，天爵喟然有望尘之叹”。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德”是立世之根本，有了“德”，才谈得上去“立功”、“立言”。从上述记载来看，作为一个文人，潘德舆是很清楚其中的关系的。他在修身立德基础上，做诗为学，因此“为文章入幽出显，沉痛吐露，诗精深奥窔，一语之造，有耐人十日思者。”⑾在文坛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人生体会，对他诗学理论的影响应当说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潘氏热切关心并直接参与社会现实变革。《诗话》认定诗品出于人品，而人品往往又与态度有关。《诗话》卷三云： 

予欲世人选诗读诗者，如曹操、阮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诸乱臣逆党之诗，一概不选不读，以端初学之趋向，而立诗教之纲维。 

这里所举的都是历来被视为人品有污点的诗人，其污点又多与政治态度有关。从理论上说，潘氏当然明白其中的“诗有别才”之理，因为纵观我国文学史，常可看到文学才能与人品不成正比的现象。如“学行继程朱之后”，诗文主张“助流正教”的方苞，虽为古文大家，桐城派的初祖，但他没有诗才，据传他的诗篇不获众诗家首肯，“方以故终身不作诗。”⑿而被人指斥为“善柔其色，才业无闻”的冯延己，王国维却在《人间词话》中赞其词为“深美闳约”之作，“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晚节不保的钱谦益，竟主持诗坛近五十年……；对这种人品与文学才能的相悖，潘氏在人品和诗才之间是毫不犹豫地取前者的。他明知钱谦益等人“皆博学高才，词苑之领袖”，但他对他们的作品，不屑一顾，“不选不读”，如此强调人品对诗品的作用，显然是将好人品、佳诗作都规定于“诗教”这个前提之下，表明他以“诗教”为本的坚定立场。这我认为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

清代士大夫经历易代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一批思想敏锐的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对社会历史进行反思。他们认为，明亡之速与阳明学派的空疏不学有关，因而大力提倡“匡时济民”，“经世致用”。如顾炎武在政治上，“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⒀,以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己任；为文上，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⒁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⒂以致于后来有人想举荐他修明史并应博学鸿辞考试，他都坚决拒绝。黄宗羲也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⒃由于他们的身体力行，明末空疏学风得到了转变，对清代学术精神趋向于务实致用。乾嘉学派在文禁森严的环境下，一度淡化了清初经世致用精神。但随着清王朝不断衰落，吏治的日趋败坏、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匡时济民”、“经世致用”的思想又重新抬头，引起文学理论的关注。潘德舆在当时的表现十分突出，据丁晏《潘君传》说他每酒酣耳热，慷慨论天下事，辄拊膺流涕。尤其是道光十一（1831）、十二（1832）年，他为座主钟昌所聘，在京坐馆两年。后又因他故数次入京。在京师这个政治、文化中心，潘德舆深刻地感受到浓郁的政治气氛，开阔了政治眼界。“先生素豪饮，以多病为禁爵，……然每谈天下事，则忘禁，辄醉，尝曰：‘天下有事，我辈其如何？’……于是相率而起，且拜且哭。”⒄这段记载像一个特写镜头，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热血为国沸腾，泪水为世挥洒的诗人形象。生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潘德舆诗论对人品的推重和强调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的激荡。《清史列传》说：“德舆为学，力求古人微言大义。以为挽迴世运，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其用在有刚直之气，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时之顽懦鄙薄，以复于古。”⒅很清楚，这与顾炎武“匡时济民”、“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重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的倾向，正是他的济世之志在诗学理论上的反映。而他强调人品决定诗品，又是这种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挽回世运、补救时弊，人人有责，凡为文人都必须致力于此。如置之不理，只是“求悦人而不耻，每欺人而不顾”，便属“文人无行，何足恃哉！”决非一般的“人品小疵，”可“宽而不论”了。

潘德舆居京后，与郭仪霄、张际亮、张履、汤鹏、徐宝善等人来往。他们心系时世之艰危、为文务切世情，崇尚气节、诗风质朴，相互唱和、互相影响，俨然成为一个新的文人集团，也成为了一支开拓新诗风的劲旅。当时诗坛由于袁枚性灵诗派的影响，流连风景之章纤佻，儿女情长之作轻薄，追求词采浓艳，描写绮丽的风气愈来愈盛。发展到嘉、道年间，诗歌已走向卑靡的末路。补救“性灵”的流弊，改变浮靡的诗风，成为了一种诗歌发展的潜在要求。潘德舆处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之中，穷精毕力、身体力行，撰写了《诗话》以张扬儒家“诗教”的旗帜，成为这一集团中的理论代表。徐宝善作《诗话》序云：“凡诗之作，由人心生也。是故人心正而诗教昌，诗教昌而世运泰，浮嚣怪僻纤淫之诗作，而人心世运且受其敝。今潘子之书，必求合于温柔敦厚、兴观群怨之旨，是古今运会之所系，人人之心所近欲言者，特假潘子之手以书之云尔。”应当说，我们在此读到的，并不仅仅是一段对潘氏《诗话》的评价，还看到了主张诗人决定诗作，诗作影响世运的观点，乃是徐宝善及其志同道合者的共同认识。潘德舆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强烈主张“诗品出于人品”之说，可以说是反映了群体的共识，进而把握了时代的脉搏。

由上所述，可见潘氏关于“诗品出于人品”的诗学观，不仅内容丰富，且具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其观点的形成，不仅有时代环境影响，而且烙上了作者经历的印记。本文的探讨，只是我初步研究的一点粗浅认识。这部清嘉道年间的优秀诗话评说广泛，议论犀利，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内容非常丰富，值得我们重视并作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⑴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页。中华书局1958年6月版。

⑵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

⑶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第5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

⑷叶燮《原诗》。丁福保《清诗话》（下）第5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9月版。

⑸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一）第4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⑹⑼⑽赵尔巽《清史稿》卷486第13424页中华书局1977年8月版。

⑺⑻孙云《重修山阳县志》卷14第32页、第44页。1873年刻本。

⑾⒅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9册第6041页。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

⑿袁枚《随园诗话》（上）第1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

⒀顾炎武《秋雨》。《顾亭林诗集汇注》（上）第6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⒁顾炎武《与人书》（二）。《顾亭林诗文集》第91页。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⒂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中）第14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版。

⒃黄宗羲《南雷文约.李杲堂先生墓志铭》。《梨洲遗著汇刊》（二）第34页上海时中书局1915年3月再版。

⒄吴昆田《养一斋集跋》。转引《文史》第十三辑第270页。中华书局1982年3月版

原载《中国诗学》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