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被学林普遍用以证明《文选》为萧统与刘孝绰等编纂一说最主要的“客观材料”——《古今诗人秀句序》的“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中兴书目》注的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是没有经过从文献可信度这一层面辨析的。而从这一层面进行考察,结果表明:这两条“客观材料”所说,均是难以成立的。《文选》只能是昭明太子一己之所撰,而非如学林普遍所认为的是其与刘孝绰等合编。
关键词:文选;编者问题;文献可信度;考察;《古今诗人秀句序》;《中兴书目》小注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On the Compliers of Wenxuan
————A Discussion form the aspect of the fidelity of literature
Lizhi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angxi Guilin,541004)
Abstract:“Xiaotong, Prince Zhaoming, Liu Xiaochuo and other people compiled Wenxuan” from The Preface to The Refined Sentences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Poets and “Prince Zhaoming, Hexun and Liu Xiaochuo compiled Wenxuan together” annotated in Resurgence Bibliography are the main objective materials cited by most scholars who believe that Xiaotong, Liu Xiaochuo and other people are the compilers of Wenxuan, which, however, is not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 of the fidelity of literature. The two objective materials are proved to be untenable if being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 of the fidelity of literature. Wenxuan is not compiled by the Prince Zhaoming, Liu Xiaochuo and other people but the Prince Zhaoming alone.
Keywords:Wenxuan, complier, the fidelity of literature, discussion, The Preface To The Refined Sentences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Poets, note from Resurgence Bibliography
《文选》的编者问题,毫无疑问,是“选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其他诸如《文选》成书的时间问题、《文选》的文学思想如何等都难以解决好。就现当代学术界而言,普遍的看法是:《文选》出于众手。笔者的看法异于是,曾于数年前撰《关于〈文选〉的编者》一文以说之,时至今日,已看得非常清楚:刘孝绰为《文选》的实际编者说,没有任何文献支持,是不可能成立的。此其一,其二,当我们对刘孝绰等参编《文选》说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时,实在难以信从这一大多数学者所持之说,故笔者仍不揣识浅见窄而为此小文,再申《文选》纯出昭明太子一己之手说。不当处,祈海内外之好“选”者不吝以教之。
我国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云:“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刘孝绰参加《文选》编集工作的记载,主要只有《文镜秘府论》和《玉海》引《中兴书目》两条材料。”[1](P85)这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说昭明太子编《文选》的更多。如《梁书》、《南史》、《隋书·经籍志》、李善(《〈文选〉注》)、“五臣”(《〈文选〉注》)、殷璠(《河岳英灵集叙》)、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叙》)、于頔(《释皎然杼山集序》)等。而《文选》究竟是昭明太子一人所编,还是与刘孝绰等合撰,只能一是。要考察这一问题,最重要的自然是看有无文献的支持,如均有文献支持,便要比较其两者各自的可信度如何。而从这一层面来考察,无疑是昭明太子编纂说更为有力可信。
一、关于《古今诗人秀句序》“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的问题
日释空海引唐人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云:
晚代铨文者多矣。至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论之,至如王中书“霜气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则使气飞动,后篇则缘情宛密,可谓五言之警策,六义之眉首。弃而不纪,未见其得。[2](《南卷·集论》)
曹先生云:“这段话是现存史料中足以证明刘孝绰是《文选》编纂中主要人物之一的最重要根据。”[1](P21)从学理上说,这是极恰切的。“选学”名家屈守元、穆克宏先生大略亦如是观。屈先生云:
史书只说萧统把自己文集的编撰、撰序的任务交给刘孝绰,并未谈他参与《文选》编纂工作之事。以理推之,萧统一生最大的编书工程是《文选》,吸收刘孝绰参加,原属可能。《文镜秘府论·南集·集论》已云:“至如昭明太子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此当据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3](P53)
穆先生云:
唐代日僧空海云:“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 天地,悬诸日月。”(《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这一段话出自唐代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此序大约写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距梁代为时不远,其说可信。[4](P90-91)
笔者向所尊敬的这几位为学严谨、功底深厚的前辈所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笔者认为:别说刘孝绰是“《文选》编纂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或曰最重要的助手),就其到底是否真的参与《文选》编纂的实质性工作,仍大有讨论的余地。
就一般情形言,诚如穆先生所云:“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距梁代为时不远,其说可信”。年事不大而学养甚好的傅刚先生亦如是观:“……唐人(力案:指元兢)所距时代不远,其说值得考虑。”[5](P154)傅先生又云:
《文选》的编者问题,自南朝以迄近代,基本没有疑问。在南朝时没有疑问,是因为没有人把它当作问题,即使萧统没有参加这一工作,但既然有他的衔名,又为之作序,则称作萧统《文选》,并无不适。……南朝以后的没有疑问,则出自后人对史书记载的信从。[5](P153)
傅先生此说出自其对萧统之前与其时“编著衔名”情形进行非常认真而细致的研究而来,断非泛泛之论可比。不过,“编著衔名”问题还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考察。即帝王(包括太子等)、权贵挂名的书,史书往往提及其实际编撰者。当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论:《文选》在其时没有引起史家足够的注意,故即使刘孝绰是《文选》编纂中的主要人物,史家也会将之忽略。然而,即使这一假设可以成立,仍大有问题:
一,萧纲在《法宝连璧》成书的中大通六年命萧绎为该书写序,而绎在序中清楚地写出了参撰者萧子显等三十七人的官职、郡望、姓名及年龄。这说明作为皇太子,萧纲不在乎后世知道这些。因为只要他有一点点在乎,萧绎便不会如此“实话实说”。以此比照《文选序》,如果刘孝绰是《文选》编纂中的主要人物,或参与编纂的实质性工作,我们就很难设想皇太子萧统完全不提及此事。否则,“今”皇太子未必在其《昭明太子集序》中对这位已故皇太子的“文德”作那么高的评价。
二,在元兢撰此序之前数年,学问博洽、渊源有自而又下大功夫注《文选》的李善已完成了其这项工作(以其《上文选注表》为准)。然无论是在表文中还是在注文中,崇贤均没有任何一处提及刘孝绰等参与编纂《文选》事。稍后,吕延济等五人合注《文选》,其情形亦如此(参拙文《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如果说李善不说刘孝绰等参与编纂《文选》事,目的是为昭明太子遮“丑”,那也无以成立。因为:(一)在当时,刘孝绰等人果真参与编纂《文选》,说出来对昭明太子并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故不存在所谓遮“丑”不遮“丑”的问题;(二)李善多次揭《文选》之“短”。如其注卷22“招隐”之“左太冲”下的“‘杂诗’,左居陆后;而此在前,误也”(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误”[6],下同。然那是另一回事),注卷23“哀伤”(诗)之“曹子建”下的“‘赠答’,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误也”及卷24曹子建《赠丁仪》题下的“《集》云:‘《与都亭侯丁翼》。’今云仪,误也”、曹子建《又赠丁仪王粲》题下的“《集》云:‘《答丁敬礼 王仲宣》。’翼字敬礼,今云仪,误也’”、陆士衡《为顾彦先赠妇二首》题下的“《集》云:‘为全彦先作。’今云顾彦先,误也。且此上篇赠妇,下篇答,而俱云赠妇,又误也”,卷25陆士龙《为顾彦先赠妇二首》题下的“《集》亦云‘为顾(“顾”当为“全”)彦先’。然此二篇,并是妇答,而云赠妇,误也”[7],等等。
不仅如此,古人叙录书或注书,辨该书作者(编者)乃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如刘向《〈晏子春秋〉叙录》的“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8](卷首);赵岐《孟子题辞》的“此书(《孟子》),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9](卷首);东汉高诱《〈吕氏春秋〉序》的“(吕)不韦乃集儒书(“书”当为“士”),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10](卷首)与《〈淮南鸿烈〉解序》(《叙目》)的刘安“遂与苏飞、李尚……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11](卷首);等等。又,[梁]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的“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阙。……乃借旧志(按:中华书局排印本《后汉书》中的八篇《志》,即本昭用司马彪《续汉书》补而“完”之),注以补之”[12](P1056上)云云,亦类此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文选》是昭明太子与刘孝绰等共同编纂的,李善何以无一言半语言及之?当然,或可以这样说:赵岐、高诱之说,有史书记载为其所本;李善则无史书的记载所依。然而,据《旧唐书》所载,崇贤“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13](卷199《文苑传(中)》),而宪“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贞观中……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13](卷196《儒学传(上)》)。因之,李善之不言,正说明无论是在其“该博”的老师曹宪那里,还是在他本人这里,昭明太子与刘孝绰等共同编纂《文选》之事都是不存在的。同样,吕延祚在其开元六年上的《进五臣集注文选表》中,亦只云“昭明太子所撰《文选》三十卷”[14](卷首)。另外,昭明太子《文选序》有云“……都为三十卷,名为《文选》”一语,而《文选》真为昭明太子与刘孝绰等共同编纂,我们如何解释“五臣”既然注《文选序》而竟无一人说之?
英国学者罗素在序其《西方哲学史》美国版时说:“关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我的知识显然不可能和一个研究范围不太广泛的人所能知道的相比。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兹之外——都比我知道得多。”[15](篇首P6)此可谓实事求是。从文献资料可信度的层面来说,是专家专门性的著作可信,还是普通学者举例性的说法可信?那是不言而喻的。①
因之,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尽管“距梁代为时不远”,却无法就一般的情形言。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对元兢之说,首先是追问:其何以这样说?其说从何而来?笔者曾认为:
据《梁书》及《南史》,刘孝绰是唯一得为昭明太子“撰集而序之”者,故易淆此于《文选》(或《文选序》)。即易使一事分为两事。[16]
为了更便于比观,下面我们再举一些“易使一事分为两事”而涉张冠李戴之误的例子:
1、日本近代学者澁江全善与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卷6著录《文选》零本有云:“首有显庆三年李善《上文选注表》……首冠李善序……”[17]对此,屈守元先生所说的“‘首冠李善序’……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18](P123)与傅刚先生所说的“李善仅有《上文选注表》,森立之误以为序”[19](P143)等,均是极恰当的。然而,《经籍访古志》之误为“李善序”,却是因之于李善有《上文选注表》。
2、[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有云:“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阮)籍所作……籍委身于司马氏……”[20](P434)按:《文选》载名为《劝进表》者仅刘琨一篇,其所劝者乃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然琨本为晋臣,自然“委身于司马氏”。即此非以刘琨为阮籍之失。今检《文选》,其收录阮籍之文共两篇,即卷40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与《奏记诣蒋公》。而据“委身”云云,此《劝进表》乃《为郑冲劝晋王笺》之误。阮籍为曹魏之臣(至少名义上如此),故叶氏有此说。此盖因无论李注还是“五臣”注,均说明《奏记诣蒋公》之“蒋公”为“蒋济”,故叶氏一时疏忽,便误阮籍之“此”为阮籍之“彼”。
3、昭明太子“生于襄阳”,见载于《梁书》与《南史》之《昭明太子传》。而北宋初的《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85引《襄沔记》云:“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梁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焉”(南宋王应麟《玉海》卷175引《襄沔记》同[21]);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2《京西路·襄阳府》“《文选》楼”条云:“梁昭明太子立,聚贤士共集《文选》”[21];[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29《艺苑四》云:“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梁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21];[清]《湖广通志》卷77《襄阳府·襄阳县》云:“‘文选楼’在县东南昭明台上。《襄阳记》:襄阳有‘文选楼’,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21];等等(类似的说法,在明清两代的地志类书中尚多)。
4、《南史》卷50《庾肩吾传》(《庾易传》附)有“初为晋安王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之说,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82《京西南路·襄阳府·古迹》引旧《经》释“《文选》楼”云:“梁昭明太子所立,以撰《文选》。聚才人贤士刘孝感(力按:“感”当为“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孔烁、鲍至等十余人,号曰‘高斋学士’”[22];康熙时的《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50李俊民《文选楼》诗题下,增补者郭元引《祥符图经》(据《玉海》卷14云,是书乃北宋真宗命李宗谔等修)云:‘梁昭明太子于此楼选《文选》,聚才人贤士刘孝威等一十余人,资给丰厚,日设珍馔,诸才子号曰高斋学士”[21];[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60“宫室文选楼”条云:“在府治西,梁昭明太子统所建,聚贤士刘孝感(力按:“感”当为“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孔烁、鲍至等十余人,号曰‘高斋学士’,著《文选》于此。今有台址存”[21];[明]彭大翼([明]张幼学增定)《山堂肆考》卷171“昭明聚贤”条:“‘文选楼’在襄阳府治西,梁昭明太子统所建,聚贤士刘孝威、庾肩吾、徐昉、江伯操、孔敬通、恵子悦、徐陵、王囿、孔乐、鲍至等十余人,号‘高斋学士’注(“注”字不当)《文选》于此”[21];等等②。
关于以上第2例与第3例,高步瀛先生辨云:“昭明为太子,当居建业,不应远出襄阳。……是‘高斋学士’乃简文遗迹,而无关昭明选文也。”[23](P5)极是。然考其致误之因,显一缘昭明太子“生于襄阳”,一缘淆曾“镇”过襄阳而后“立为皇太子”的萧纲为萧统。
5、“梁昭明太子所立,以撰《文选》。……”乃《舆地纪胜》引“旧《经》”语,而我国台湾著名学者方师铎先生以此本出《舆地纪胜》[24](P111)(按:方氏所引王象之《舆地纪胜》所引“旧经”文,非原原本本者)。并云:
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误之于先……推源其始,是由于《舆地纪胜》误将齐武帝之子萧子懋,当作梁武帝之子萧统的原故。……杨升庵更进一步的把刘孝威、庾肩吾等人,称为编《文选》的“高斋十学士”,那完全是自作聪明,粗心大意,不肯查书的原故。考《南史·庾肩吾传》:“肩吾……初为晋安王(原注:“即萧子懋。”)国常侍。……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 后为……[24](P112-113)
按:“误之于先”的本为《舆地纪胜》所引的“旧《经》”。然此虽误,却“事出有因”。又,“高斋学士”与“后为”间,方氏原省去了“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两句。其实,方氏于此,亦未免“粗心大意,不肯查书”之嫌。因为《梁书》卷49《庾肩吾传》写得清清楚楚:“肩吾……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中大通三年,王为皇太子。”即此晋安王本为萧纲,而其竟误为齐之萧子懋。然其此失,当缘彼此均曾为“晋安王”。
6、《梁书》卷49《庾肩吾传》有云:“时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曰:‘……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按:此太子即萧纲,而袁枚误作“梁昭明太子”[25](《补遗》卷1“七”)。《辞源》(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60页)、《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974页)、《汉语大词典》(6)(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604页)与《大辞典》(上)(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第1820页)的“振聋发聩”条,均引袁枚的“梁昭明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云:‘……’此数言,振聋发聩”为书证,然竟无一家知其有失。又,著名学者李锦全先生引今人说有“昭明《与湘东王书》”者,或不察此“昭明”为萧纲(梁简文帝)之失,而未之正[26](P249)。然此所以误,显因“昭明”与萧纲均当过太子,故偶淆此于彼。又,精于南朝文学的沈玉成先生或因《与湘东王书论》中的“湘东王”是梁元帝,而偶误为“梁元帝《与湘东王书论》”[27]。
7、“五臣”(李周翰)注《文选·离骚经》的“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有云:“灵,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则,善平理。……”[14](P586上)洪兴祖《楚辞补注》据此却云:“《文选》以平为字,误矣。”[28](P4)此以《文选注》当《文选》,亦“误矣”,而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仍之,云:“《文选》以原为名,平为字,洪氏已非之,是也。”[29](P3)究其失,乃因一时疏忽而淆注为所注者故也。
8、《文选理学权舆补·前贤评论》中的“梁昭明太子统,聚文士刘孝威”云云,乃孙志祖引杨慎说,而近人何融在《〈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一文中却误以孙氏所说“前贤”中的杨慎为孙氏本人,云:“孙氏不加深察,因而有张冠李戴之误。”[30](P103)按:以“高斋十学士”为昭明太子所“聚文士”,确“有张冠李戴之误”。然在这里,“不加深察”的首先是杨氏而非孙氏。又,一极博识的学者亦云:“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谓昭明聚文士刘孝威、庾肩吾等,谓之高斋十学士。按:刘孝威乃事萧纲,则殊张冠李戴也。”[31](P19-20)按:“则殊”云云,的然。问题是:“舆”后少了个“补”字。这虽是一时疏忽,然过了若干年,或以此为据,以证《文选理学权舆》非汪师韩撰,而是出之孙志祖的手。不仅如此,其同样没有注意到“张冠李戴”的本是杨慎,而孙氏只是未察杨氏之误罢了。
然考两氏之所以失,正类前面方师铎氏的因《舆地纪胜》所引“旧《经》”有失而云:“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误之于先。”
9、刘师培有云:“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原注:“《宋书》本纪。”),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32](P70)其实,“《宋书》本纪”乃“《南史》本纪”之误。申叔精于六朝文学与文献,此盖因其知《南史》有关刘宋部分往往本于《宋书》,且又多略于《宋书》,加之其仅意引,故一时疏忽:其所引的这些,《宋书·文帝本纪》全无,而均见《南史》卷2《宋本纪中》(元嘉十五年与十六年)。然其“书”虽失,“纪”则未误。
10、《文心雕龙校证》于《明诗》“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的“疑”下有云:“按《宋书·颜延之传》,延之《庭诰》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伪托,非尽陵制。’”[33](P38注26)按:“逮李陵”云云,见《太平御览》卷586,《宋书·颜延之传》所载“删”余的《庭诰》无之。然究其失,盖因撰者熟悉《宋书》,而《太平御览》又作“颜延之《庭诰》”,故偶淆此于彼。又,《文心雕龙义证》的撰者或未觉《校证》此失,故该书《明诗第六》引之,原原本本。又,《太平御览》卷586载《庭诰》“……非尽陵制”后,尚有“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挚虞文论,足称优洽”云云。而[明]杨慎《升庵诗话》卷14“苏李五言诗”条引“李陵众作……有足悲者”,竟误作“挚虞,晋初人也。其《文章流别志》云”[34](P928)。无独有偶,明末许学夷与杨慎引《庭诰》同样的话,亦误为“挚虞云”[35](P61)。
11、《旧唐书·经籍志》的“总集”部数为“124”家(实121家),而一著名的文献学家误以“集录”部数的“892”充之[36](P6)。又,刘师培《论文杂记·八》之“《汉书·艺文志》叙诗赋为五种,而赋则析为四类。……至《文选》析赋、骚为二,则与班《志》之义迥殊矣”与其《〈汉书艺文志〉书后》的“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为四类。……自《昭明文选》析赋、骚为二体,所选之赋缘题标类,迥非孟坚之旨也”文字大略相同,而该文献学家同一书引前者的前面部分,却又因其“近”而误注为《〈汉书艺文志〉书后》[36](P4)。
12、一篇甚见功力的“选学”论文云:“高适《中兴间气集叙》批评说:‘……《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玉》但记朝士……”又引《唐音癸签》之“高渤海历诋《英华》《玉台》《珠玉》……”[31](P128)按:“高渤海历诋”乃“《中兴间气集叙》批评”。即“高适”为“高仲武”之误。然究其由,盖因适为渤海人,而仲武又自称“渤海人”,故偶将此“渤海”当彼“渤海”所致(此类笔误,识少者反而无缘“有”)。
13、王运熙 顾易生两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本为王运熙 杨明两先生著,而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有“王运熙、顾易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37]之偶失(从传统的角度看,由于王、顾两先生为整套书的主编,故这样说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其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到《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时,又标明具体的作者)。究其由,此盖缘顾先生亦与该书“有关”而来。
感于学林辨《文选》的编者问题而多忽视这种情形,故虽知限于篇幅,却难以做到要言不烦。其实,类似的例子,还不知凡几③。
综上可知,《古今诗人秀句序》的“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一说,显然是难以据信的。其最大的可能,就是元兢因误史氏所记的“(昭明)太子文章繁富”,“独使孝绰集而序之”所造成的张冠李戴。即使不是这样,它亦不足以证明刘孝绰曾参与《文选》编纂的实质性工作。
二、关于《中兴书目》之《文选》萧统集后注的“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问题
[宋]王应麟《玉海》卷54“梁昭明太子《文选》 唐李善注《文选》……”条引《中兴书目》云:“《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所著赋、诗……志、行状等为三十卷。”文末有注云:“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21]除俞绍初先生[3](P70-71)等极少数学者外,多谓此注为《中兴书目》的原注(笔者在《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一文中亦如是观),似未为得。就一般的情理言,《中兴书目》的作者如认为《文选》是萧统“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其完全可以在正文中写明④,而不必另注。此似亦非王应麟所为,道理很简单:王氏若认为《文选》是萧统“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而以注的方式说明,其注便当在《玉海》本文的“《隋志》:《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下,而不是在其后的引他人说下。因之,我们认为此注为前于王应麟的另一人(具体是谁,恐已无法考)所加,而王氏引《中兴书目》本条时照录过来。
关于此注中的“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问题,曹道衡先生云:
《中兴书目》提到何逊,也许是因为在沈约死后,诗坛上声名最大的当推何逊,并且在当时人们常把他和刘孝绰并称“何刘”,所以《中兴书目》的作者在论及《文选》的编者时,就想到了他。不过,何逊参加《文选》的编撰,大约是无此可能的。[1](P82)
穆克宏先生亦云:
《中兴馆阁书目》误以何逊参加《文选》的编选工作,可能是当时何逊与刘孝绰齐名,并称“何刘”,连带而及。[4](P94)
这一推测是极合理的。不过这样一来,既然注者“在论及《文选》的编者时”会想当然地提及与编纂《文选》没有任何瓜葛的何逊,而且将他放在刘孝绰的前面;故其所说的刘孝绰参编《文选》,又怎么能保证不是想当然或因史载萧统曾命刘孝绰为其编文集而张冠李戴呢(参上)?显然,这位注者在这里是极为随便的。结合我们前面所论,此注之不足信,可谓不言而喻。另外,著名学者俞绍初先生“疑”“小注中‘何逊’二字”为“‘何思澄’之误写”,其云:
他(力按:指何逊)与编《文选》无涉是清楚可知的。大概后世以何逊诗名特盛,只知有何逊其人而不知有何思澄,又因“思澄”二字快读而成“逊”,故有此误。由此看来,何思澄参与《文选》编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3](P71)
另一著名学者许逸民先生赞成是说,并补充理由:“还可以从何思澄传记中发现蛛丝马迹。”[37]其引《梁书·何思澄传》以说明“何思澄约在天监末入兼东宫通事舍人,直到中大通三年萧统死后才离开东宫。而且何思澄才学丰赡,又具有编撰《华林遍略》的经验,我们设想他来到昭明太子身边,被委以编撰《文选》的重任,不是没有可能的”;又引《南史·何胤传》说明“萧统对他的重视”[37]。许先生接着说:“因此,《中兴书目》(或《玉海》注)谓‘与何逊(当作‘何思澄’)、刘孝绰等选集’,绝不会是无中生有之谈。”[37]
我们认为,是说甚启人思,然似未为圆照。首先,既然“后世以何逊诗名特盛,只知有何逊其人而不知有何思澄”,则此条材料最初写的便只能是“何逊”而非何思澄,即不存在“误”;反之,最初写的如果是何思澄,我们就很难设想“后世”会出现“以何逊诗名特盛,只知有何逊其人而不知有何思澄”的情况,而将何思澄改为何逊。因为,尽管何逊名气比何思澄大,却大不到这种地步。在这里,我们还得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盛唐后,何逊的名气虽是比何思澄大了,然这主要的是在诗坛,而非文献研究领域。再则,查何思澄与何逊的难易同——两者均见《梁书·文学列传》;于《南史》则思澄入《文学列传》,逊见《何承天列传》附。而《梁书》与《南史》的何思澄本传均有这样的记载:
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
又,颜之推既说“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又云“(何)思澄游庐山,每有佳篇,亦为冠绝”[38](《文章》)。故我们认为,以何逊为何思澄之“误”一说,是难以成立的。退一步说,何逊真为何思澄之“误”,就此前的文献考察,恐怕思澄参与《文选》编纂的可能性亦极小。另外,如上所述,这里的何逊为何思澄之误是难以成立的,而许先生所补充的思澄与昭明太子关系密切与其“才学丰赡,又具有编撰《华林遍略》的经验”等等,即使何逊为何思澄之误说能成立,这充其量仍只是“可能”的背景材料。易言之,据《中兴书目》小注上的“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而推论何思澄参与《文选》的编纂,是缺乏说服力的。
而如果说,这是屈守元先生所说的“这分明是袭用的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却无端地添上了何逊之名”[18](P30),则从传播学的观点看,它固然扩大了“刘孝绰等”参编《文选》说的影响,然却无法增加此说的讯息源。即据屈先生之说,《中兴书目》小注的“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云云,对证明“刘孝绰等”是否真的参与编纂《文选》没有丝毫实质性的意义。
概言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云云,其可信度又都远比《古今诗人秀句序》之“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差,更是难以成立的。
另外,据《敦煌四部书六十年(1900-1959)提纲》云,“敦煌一本小类书叫《杂钞》,内有一个简单书目,约可代表这一阶段内(力按:指“公元 781-996 年”)文化典籍的主要情况”,里面提到《三礼》,云 “孔子修 郑玄注”;提到《毛诗》《孝经》《论语》,又云“孔子修 郑玄注”;提到《文选》,云“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选》”[39](P20-21)等等。按:《论语》成书于孔子身后,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此说“孔子修”。至于“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选》”云云,即使是与《玉海》卷54引《中兴书目》上的那小注所说比,其非也还要显,故不足深辨。此盖其人生在《文选》大重之后,想象而为之的莫名其妙之说。
结 语
综上所述,被学林普遍用以证明《文选》为萧统与刘孝绰等编纂一说最主要的“客观材料”——《古今诗人秀句序》的“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中兴书目》注的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是没有经过文献可信度这一层面辨析的。而经过我们前面从这一层面进行细致的考察,结果表明:这两条“客观材料”所说,均不能成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条材料真正能动摇《文选》为昭明太子一人所撰说。”[40](P148)
《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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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如《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的“夫子传于游、夏,游、夏传于荀卿、孟轲……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中有鲍照、谢康乐,纵逸相继,成败兼行。至晋、宋……”(王利器《校注》本,第278-279页); [明]俞弁《逸老堂诗话》的“贾谊、扬雄作《畔骚》,皆言原真投水死,……”(《历代诗话续编》下,第1322页)等等。按:荀卿、孟轲与子游、子夏间遥而非接,贾谊死后若干年太史公才出世,鲍照、谢康乐至哪个“晋、宋”?贾谊“言原真投水死”者乃《吊屈原文》,而“作《畔骚》”(即《汉书·扬雄传》所说的“《畔劳愁》”)的只是扬雄,且《畔骚》盖《反骚》之误。当然,就举例性质的层面说,专家亦时或笔误。如精于六朝文学的前辈学者殷先生与王先生分别云“《翰林论》……所分的文体,如佚文所载的,《文选》里都有。《文章流别论》……所分的各体,如佚文所载的,《文选》里也都有”(《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文史哲》1963年第1期);“《史记》、《汉书》均录《吊屈原赋》全文,《昭明文选》不载”(《贾谊赋小考》,《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按:《文选》内既无《翰林论》佚文中的“议”体,亦无《文章流别论》佚文中的“图谶”类;《文选》收《吊屈原赋》,只是题为《吊屈原文》而已。
②在明清两代的地志类典籍中,此类直接间接地引自北宋图经(往往综其前代者)的错误说法尚多。而其影响所及,又非“地志”所能域。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云:“自‘高斋十学士’登之(按:指《尚书序》)《文选》……”(卷58《尚书古文辨》);《文选》“入选之文不无伪制”,而“皆出《文选》楼中诸学士之手也”(卷52《书〈玉台新咏〉后》)。他如汪中《自序》有云“高斋学士之《选》”(见《述学补遗》,《四部丛刊》本),傅上瀛《文选珠船序》有“刘舍人、钟记室,虽不在高斋学士之列,其所论著,与昭明之意多符,差异什特一二耳”之说(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已指出傅氏此误,见1982年版第446页。另外,“差异什特一二”云云,非也。参齐益寿《〈文心雕龙〉与〈文选〉在选文定篇及评文标准上的比较》。按:齐先生发表于1981年的这篇论文,实为《文选》与《文心雕龙》比较研究这一领域中最坚实、最重要的成果。惜乎,论及这一问题的大陆学者知之甚晚)。民国以还,史学家邓之诚云:“……及昭明太子统与高斋十学士刘孝威……鲍至,共集《文选》以树其准的。”(《中华二千年史》卷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84页)。在中国文学史类专书中,是说更非仅见。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五的《文选与诗文评》云:“昭明太子筑文选楼,引刘孝威、庾肩吾等,讨论坟籍,谓之‘高斋十学士’,成《文选》三十卷。”(中华书局,民国16年10月版)。刘麟生《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民国23年11月版第161页)与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209页。据1939年本重排) 就核心内容言,均有同此说者;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云:“梁昭明太子统,引刘孝威、庾肩吾等,讨论坟籍,成《文选》三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62页);等等。
③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在《关于〈文选〉编目次第之“彼此失照”问题》一文中所说的“关于元嘉文人的排列。《文选》卷22‘游览’先颜延年后谢灵运……此亦崇贤所未说”,亦误。此因涉另一拙文(《关于《文选》编目次第的“失序”问题》)探讨何以“凡谢灵运与谢惠连相连,均大谢在惠连后”而提及颜延年(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92页左)而疏忽所致。
④王先生《〈选〉注释例》作“《中兴书目》云:‘《文选》,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三十卷’”(《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下,第643页);饶先生《读〈文选·序〉》作“《玉海》引《中兴书目》云:‘《文选》,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三十卷’”(《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第19页)。前辈学者引文,时或经过“手术”(此合注于正文),非其所本如此(参拙文《〈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问题说略》,《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